从“储蓄导向”到“消费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迎来关键转型期

（作者张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

1月20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正式落地。此次政策设计紧扣“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两个关键领域。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补偿等政策“组合”，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经济理论表明，经济成熟阶段将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率将逐渐回升，而且服务业发展与消费升级互为因果；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新阶段，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持续动力源。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主要经济体在特定发展阶段也都采用不同程度的消费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与结构转型挑战。

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看，政府不断推出并优化促进消费政策，并且拿出“真金白银”进行补贴，其背景是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传统以依靠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这既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制度性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已跨越“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正在迈入“大众高消费”门槛的战略选择。

在当前和今后，促进消费不再是简单地保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供给质量、市场环境、心理预期等的系统工程。中国当前需要促进消费，主要不是居民“不愿意消费”，首先是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导致消费潜能未能充分释放，需要政策引导供需更高水平平衡；其次是经济周期波动要求逆周期调节，避免消费过度收缩引发恶性循环；再次是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消费升级牵引产业升级，形成新发展格局。

我国促进消费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将经济发展路径的发力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通过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互促、循环升级。此次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推出五年扩内需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表明，释放消费潜力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举措，更是布局未来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传递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投资和出口为主向消费驱动为主转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图和部署。

从微观主体层面看，“居民有收入都会消费，消费不需要刺激”这一看似合理的观点，实则忽略了个人消费决策的复杂性和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区域、消费类型等差异化，以及个人消费与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关系。

第一，个人消费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即使居民收入增加，消费仍可能因预防性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收入预期不稳、供给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受到抑制。例如，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得居民在不确定性上升时，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风险；又如，在流动性约束下，即使未来收入预期良好，当前流动性不足也会限制消费，导致想花钱但当前没钱花；再如，消费习惯与心理账户现象使得消费调整具有黏性，导致收入变动不会立即引起消费同比例变化，可能抑制消费倾向。

其实，考虑到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等因素，存钱的机会成本是非常大的。居民过度关注短期储蓄目标可能会损害长期消费福利。如果把钱花在当前的健康、教育上，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和人力资本的价值；把钱花在投资上，可以保值增值（当然也存在风险），提高生活质量；把钱花在旅游上，可增长见识，丰富生活内容和质量。由于个人消费决策具有正外部性，适度刺激可以产生“消费乘数效应”，带动就业与企业投资。尤其在当前供强需弱的背景下，居民高储蓄率导致国内消费动力不足，制约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了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掣肘。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多存钱求保障，舍不得花钱的旧观念。

心理账户指的是，人们会在心理上把钱分门别类，赋予不同来源、用途和存储方式的钱不同的价值和消费倾向，从而做出有违传统经济学“金钱可替代”原理的非理性决策，包括不该消费而消费和该消费而不消费。

普通人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经济学账户，一个是心理账户。钱本是等价的，对不同来源、不同时间和不同数额的收入本应一视同仁，作出一致消费决策，但心理账户的存在影响着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支出和收益，从而做出不同的消费决策和行为。例如，购物用信用卡或手机支付，感觉比使用现金要轻松得多。因为现金支付带来的“损失感”更直接、更强烈，容易激活“节俭账户”。而电子支付模糊了这种痛感，更容易激活“消费账户”；又如，分期付款和消费信贷利息补贴，会因有“很划算”感而欣然接受。国家出台提振消费政策，通过“显性减负”（利率直降、财政补贴）与“隐性激励”（国家信用背书）双路径，可以影响居民消费决策。这印证了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消费者将贴息和补贴等节省的支出视为“额外收益”，更愿意投入情感型消费，从而居民提高实际收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提升生活水平和质量。

居民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中高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往往面临优质供给短缺，以及消费热点、消费场景等的制约，未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实际上，我国消费热点非常多，一是消费分层现象突出，高端消费保持韧性，性价比消费成为主流趋势；二是新兴消费领域崛起，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数字消费（如直播电商、即时零售）、体验式消费增长迅速；三是服务消费占比提升，教育、医疗、旅游、文化等服务业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四是消费观念转变，从“拥有”到“体验”，从物质满足到精神追求，理性消费意识增强。国家推出家电、汽车等以旧换新、扩大消费信贷额和使用范围、对消费信贷贴息等政策，尤其是对绿色产品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财政补贴等政策，既可以促进中高收入群体尽快实现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提供热点消费需求，缓解部分居民流动性不足等，也可以通过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互促、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提振消费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精准度、微观主体财务状况、经济周期阶段等，需要系统性政策协同。从促进消费的政策看，社会保障完善的国家更适合通过税收调节或发现金刺激消费；发展中国家采用直接转移支付、发放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方式更有效；从促进消费的时间维度看，短期主要通过收入支持政策和金融财政工具稳定消费基本盘，中长期则需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消费环境等制度性建设。

总之，我国提振消费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制造短期消费热潮，而是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和结构优化，消除制约消费的深层障碍，使消费增长真正建立在居民收入持续提升、社会保障稳固可靠、供给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以内需为主导、内外需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格局。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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