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特色“四维消费政策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本文作者张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投资和出口为主向消费驱动为主转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当前既迫切又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过程。为此要避免依赖短期单一的政策工具，构建“收入提升-社会保障-环境优化-供给升级”的四维消费驱动体系，同时考虑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区域和消费类型的差异化需求。运用这一体系，可以很好地解读1月20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制定出台的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因为此次五年规划与短期刺激政策不同，更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旨在通过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市场规则、推动供需互促、产业循环升级等系统性举措全方位多维度扩大需求，让内需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一、中国消费驱动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制约因素

（一）理论逻辑的多维阐释

中国经济运行既要遵循客观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国情。其理论逻辑同样具有共性和特殊性。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更成为引领供给结构升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消费驱动转型本质上是通过调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关系，构建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模式。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当代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具体体现。而在罗斯托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框架中，中国经济已跨越“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正跨入“大众高消费”门槛。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则强调，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新阶段，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持续动力源。

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人口大国和显著制度特色。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转型；二是注重转型过程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避免出现过度物质化倾向；三是将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紧密结合，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风险。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实现消费驱动转型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路径。这需要通过释放消费潜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明确的市场信号；通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能够统筹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结构优化。

（二）现实制约的多维瓶颈

我国实现消费驱动型转型之所以是一个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过程，源于这一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制约。

（1）收入维度制约：分配结构亟待优化。一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仍有提高空间。2022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微观和宏观口径分别约为43%、60%，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仍有提升空间；二是收入差距仍存在调整空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在0.46-0.47区间，城乡收入倍差达2.5：1；三是收入稳定性尚需进一步夯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在2亿人左右。202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404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032万人，灵活就业人员占到了全国就业人员的27%，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3%，劳动者收入预期不稳可能抑制消费倾向。

（2）保障维度制约：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这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城乡、区域、职业群体间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全国社会保障统筹仍在推进中。民生支出压力较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占家庭消费比重超过30%。公共服务不均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供给仍待提高。

（3）环境维度制约：消费生态仍需完善。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待完善，维权成本高、周期长，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仍有发生；二是消费基础设施配置尚未完全均衡，城乡商业设施配套存在差距，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建设仍有完善空间；三是消费信用体系的成熟度尚需加强，消费信贷的发展模式亟待进一步规范优化，部分领域存在过度金融化风险。

（4）供给维度制约：供需结构的匹配度尚需进一步优化。这主要表现为存在“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供给端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质供给予民众需求仍存在适配差距。如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脱节，传统产能过剩与高品质供给不足并存；服务供给短板可见，健康、养老、育幼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创新驱动能力不足，自主品牌和原创产品占比不够高，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等。

二、中国消费驱动转型的路径与特征

中国社会制度和基本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不能简单地借鉴他国路径，而需要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独特的道路。

具体来说，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消费政策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激发市场活力，也要促进共同富裕；第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深化阶段，制造业占GDP比重需保持基本稳定。这决定了消费驱动转型必须与产业升级协同推进，通过消费升级引导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第三，中国拥有节俭美德的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消费观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适度消费、绿色消费、责任消费”的新消费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消费伦理，避免滑入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的陷阱。

中国消费驱动转型过程，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不仅关乎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决定了我国消费驱动转型将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协同转型，实现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协同推进，避免“产业空心化”陷阱；二是包容转型，要注重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三是绿色转型，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消费转型全过程，推动可持续发展；四是开放转型，要以强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国家发改委制定出台未来五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既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又关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普通人的消费选择、就业机会和收入提升等，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构建中国特色“四维消费政策体系”

基于中国消费驱动转型的路径与特征，笔者提出构建“收入提升-社会保障-环境优化-供给升级”四维消费驱动政策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收入提升体系：夯实消费能力基础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驱动的根本动力来自促增收减负担。因此，提升消费者收入也是提振内需的重要环节。

从短期看，国家财政金融继续协同推出的促内需政策，如购物财政补贴、对个人消费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进行贴息等都是通过再分配提高居民实际收入、降低投资的举措；从长远看，首先要深化初次分配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行动”，通过技能提升、创业扶持、财产性收入增长等多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工资决定机制，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联动机制，确保劳动报酬增速不低于企业利润增速。优化要素分配格局，提高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据悉，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在研究制定的五年扩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就包含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其次要强化再分配调节。需要推进税收结构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试点与家庭负担挂钩的个税抵扣机制；健全转移支付体系，建立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常态化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将相对贫困标准与收入中位数挂钩；创新发展第三次分配，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发展慈善信托等新型慈善方式。

第三，实施农村收入提升专项计划。具体措施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流转新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实施“一村一品”提质计划，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立与农业生产成本变化挂钩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二）社会保障体系：缓解消费顾虑

完善社会保障，是缓解消费顾虑的重要一环。为此，第一要升级全民社会保障网，加快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稳步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25%以下；优化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租购并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稳定住房价格预期。

第二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程”，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城乡、区域服务内容和质量逐步统一；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在城市社区和农村集中居住区配套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设施；推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建设全国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推动高频民生服务“一网通办”。

第三，强化对重点群体的保障。例如，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保障，完善适应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社会保障政策；加强低收入家庭托底，建立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动态监测机制，实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探索建立生育成本共担机制。

（三）环境优化体系：创建放心消费生态

创建放心消费的环境，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消费生态、提振消费信心，是实现消费驱动转型的重要举措，既利在当前、更益于长远。五年扩内需方案也对此进行了规划。

第一，完善消费的法治环境。为此要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提高惩罚性赔偿标准；建立“消费市场秩序指数”，定期评估各地区消费环境状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完善产品召回制度，扩大缺陷产品召回范围，建立强制召回机制。

第二，规范市场环境。为此要实施“消费信用体系建设行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消费信用档案，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对食品、药品、儿童用品等实施最严格监管标准，建立全程追溯体系；规范消费金融发展，制定消费信贷适度发展标准，防止过度借贷和暴力催收。

第三，升级消费基础设施。如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实现县城有综合商贸中心、乡镇有商贸集聚区、村村通快递；推进“数字消费新基建”，加快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消费载体，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商圈、特色街区、社区商业中心等多层级消费网络。

第四，培育健康的消费文化环境。如开展“新时代消费观”教育，倡导理性消费、绿色消费、责任消费理念；实施“消费教育计划”，将消费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消费素养；优化休假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探索错峰休假、弹性作息安排。

（四）供给升级体系：引领消费提质扩容

实现制造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提供高质量消费产品，是实现消费驱动转型的重要途径。此次扩大内需方案精准直击这一环节，强调要通过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做强国内大循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消费拉动力+投资驱动力+市场活力”的三维支撑格局；通过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能力，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民间投资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将研究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向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倾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第一，深化消费品供给“三品战略”。一是增品种，实施“消费品创意设计提升计划”，不断推出创新产品；二是提品质，建立覆盖主要消费品的“中国品质”认证体系，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三是创品牌，设立“国潮品牌发展基金”，培育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消费品牌。

第二，扩容提质服务消费。如五年扩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提出的将服务消费和“银发经济”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和消费扩容的主战场，通过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能力，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民间投资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取消或降低健康、养老、育幼、文化、体育等领域准入门槛；实施“服务消费标准化行动”制定服务质量标准，推行服务承诺、认证、标识制度；实现“服务+数字”的融合，培育智慧医疗、在线教育、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

第三，创新拓展消费场景。如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支持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等城市建设世界级消费地标；发展“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完善夜间消费配套设施，开发特色旅游休闲产品；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推广节能环保汽车、绿色建材等消费。

第四，协调发展城乡消费。如推进“数商兴农”工程，发展农村电商，提升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施“乡村消费提质计划”，推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下乡，提升农村消费品质；建设“城乡消费共同体”，促进城市优质商业资源向农村延伸，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总之，实现我国消费驱动转型的核心逻辑在于，将经济发展路径的发力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此推动供需互促、循环升级。此次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出台五年扩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也表明，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举措，更是布局未来经济社会竞争力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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