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轮驱动，构建高质量外贸协同生态

外贸作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和“推进器”，不仅在参与全球分工、塑造国际竞争优势中扮演核心角色，更是保障宏观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柱。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开展外贸活动的基本国策，着力构建稳定、连续、可预期的政策环境。2025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8%，贸易顺差突破8.5万亿元（约合1.2万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球贸易前列，成为全球首个持续保持万亿美元级别顺差的经济体。外贸企业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贸易价值，更在推动产业升级、稳定就业市场、增强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相比，我国金融服务在覆盖面、适配性和创新性上仍显滞后，已成为制约外贸潜能释放的突出瓶颈。如何破解当前“金融与外贸”协同不足的局面，构建政策长效、法治健全、服务匹配、生态联动的立体支撑体系，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外贸企业：中国经济的稳定基石与增长引擎

中国外贸企业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面对全球格局的深刻演变与地缘风云的复杂变幻，外贸企业凭借顽强韧性与持续创新，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金融体系扩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真正成为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与驱动未来的“增长极”。

（一）支撑经济增长的稳定锚，持续释放拉动效应。

2025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达到8.5万亿元，有力支撑国家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进口方面，2.9万亿元的集成电路进口滋养了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需求，2.1万亿元的原油进口维护了国家工业与能源安全；出口方面，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出口额均突破1.4万亿元，汽车产业链出口总额达到1.6万亿元，直接带动多领域就业与产值提升。据测算，我国外贸活动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超过1.9亿人，对GDP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15%以上，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二）推动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

外贸企业通过国际化运营与产业协同，推动中国产业链从“制造”向“智造”转型。新能源汽车出口额突破1万亿元，已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链协同出海”模式增强了中国制造业与全球价值链的黏性，中间品出口占比提升至58%。进口高端技术装备也倒逼国内研发投入持续增加，2025年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额达到3020亿元，同比增长7.1%，关键技术进口替代率提升至42%，推动产业在外部技术制约中实现迭代升级。

（三）金融深化的催化剂，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规模达17.6万亿元的核心外贸业务，催生了庞大的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避险等金融需求。若按25%的中性渗透率测算，贸易融资需求约为4.4万亿元，而涵盖衍生业务在内的整体金融服务体量超过110万亿元。外贸活动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引擎：2025年货物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到7.2万亿元，占比提升至30%，创历史新高，为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的完善提供坚实支撑。

现实挑战：协同发展的现实瓶颈与隐形鸿沟

尽管中资银行在跨境业务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相较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金融服务在覆盖面、创新性、适配性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协同发展的现实瓶颈与隐形鸿沟，成为制约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现实瓶颈。

（一）结算市场：外资主导下的渗透困局。

中国外贸核心业务结算呈现“外资主导、中资补充”格局。国际金融机构凭借全球网络与跨境经验，占据大量高附加值业务份额，中资银行在核心外贸结算中市场份额仅为38%~42%，对应规模为6.7万亿~7.4万亿元，剩余58%~62%由外资承接。值得关注的是，中资银行在跨境电商金融领域市占率达38%，但整体渗透率仍偏低。全球支付市场人民币占比仅2.8%（SWIFT数据），相较中国外贸全球14.5%的占比严重失衡，难以满足企业全方位、多层次需求。

（二）融资服务：结构失衡与覆盖盲区。

在融资服务方面，大型国企、央企获得中资银行融资支持的比例超过80%，而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不足40%，呈现“旱涝不均”的结构性矛盾。传统贸易品类融资模式较为成熟，但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定制化融资产品供给不足，海外仓储等环节的融资覆盖率低于30%。无因性贸易融资推进缓慢，受限于单据标准不统一与核验手段效率不高，进一步加剧了融资服务缺口。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25年我国贸易融资市场规模达9.5万亿元；核心外贸融资需求约4.4万亿元，而中资银行实际承接规模仅为2.1万亿至2.6万亿元，供需缺口明显。

（三）产品与效率：创新滞后与流程阻滞。

传统信用证、保理等产品难以充分满足外贸企业多样化、综合化的金融需求，衍生品市场在服务匹配方面也存在不足。当前汇率避险、大宗商品价格对冲等工具品种相对单一、门槛较高，中小企业使用率仅为25%，大量企业面临市场波动的风险敞口。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布局还不完善，难以全面覆盖外贸企业的全球业务网络。

根源探析：制约协同效能的多维桎梏

金融服务与外贸发展之间的供需失衡，是政策环境、机构能力、制度体系与市场条件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这些制约因素，是推动体系优化与效能跃升的重要前提。

（一）金融机构：能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

中资银行境外网点布局多集中于“一带一路”及离岸经济相关区域，在欧美等关键市场的覆盖有限。金融产品创新仍以传统业务为主，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针对外贸特定场景的定制化工具较为匮乏，且产品研发周期较长。兼具金融与国际贸易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风险管理体系有待完善，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融资服务的供给规模与质量。

（二）政策体系：稳定性与协同性有待加强。

部分外贸与金融支持政策存在碎片化、阶段性特征，缺乏跨部门统筹与长期制度保障，与“外贸作为基本国策”的战略定位尚不匹配。人民币国际化配套政策仍显不足，影响了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此外，政策资源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金融监管的灵活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业务创新的活力。

（三）法治生态：国际接轨与系统协同不足。

国内商事法律体系与国际规则的衔接程度仍需提高，争议解决机制的国际认可度有限。税收、信用体系、信息共享等配套生态建设不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尚未完全打破。跨境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增加了对中小企业进行信用评估的难度。

（四）企业与环境：认知惯性与外部挤压。

部分企业对美元等传统结算货币存在路径依赖，一些贸易伙伴对人民币结算的接受度也有待提高。中小企业普遍风险管理意识较为薄弱，运用复杂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的能力不足。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金融机构也在持续挤压中资银行的市场空间。

路径展望：构建高质量协同生态的立体蓝图

破解金融服务滞后难题，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及行业协会等多方主体凝聚合力，共同构建一个政策稳定、法治健全、服务匹配、运转高效、生态联动的立体化支撑体系，绘就外贸与金融双轮驱动的崭新画卷。

（一）政府引领：夯实制度基石，畅通政策脉络。

一是推动政策长效化与跨部门协同。探索以立法形式将关键外贸支持政策纳入《外贸促进法实施条例》，增强政策的连续性与刚性。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参与的常态化协同机制，畅通政策衔接环节。

二是推进法治创新与国际规则对接。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开展制度试点，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为无因性贸易融资等创新业务提供法律支持。

三是加快金融基建升级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设全国统一的跨境贸易信息共享平台，以贸易为纽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力争2026年前在东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分别提升至35%和40%。

四是完善离岸金融与税收支持体系。支持上海、海南等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金融集聚区。优化出口退税流程，探索实现“即报即退”；对跨境电商、离岸金融等业务给予税收政策支持，并推动形成区域税收协同机制。

（二）金融赋能：提升服务能级，激发创新活力。

一是优化全球服务网络布局。大型商业银行应重点加强在欧美、东南亚等主要市场的布局，力争2027年前实现对核心贸易伙伴的金融服务全覆盖。政策性银行需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外贸融资支持，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

二是强化产品创新与短板攻坚。推广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订单融资等产品，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融资透明度与效率。借鉴供应链金融平台经验，扩大对产业链全环节的资金服务覆盖。升级衍生品服务体系，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汇率避险、大宗商品对冲等定制化工具，力争2026年前将相关衍生品在中小企业中的使用率提升至40%。重点突破无因性贸易融资障碍，争取2026年占比提升至20%。

三是提升数字化运营与专业服务能力。建设统一的跨境贸易金融线上服务平台，将融资审批时间压缩至数小时。运用大数据完善风险评估模型，力争将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提升至55%以上。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健全激励与创新机制。

（三）企业发力：增强内生动力，深化链式协同。

一是积极推动人民币结算与中资金融服务使用。在贸易中优先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发挥大型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与中资银行的战略合作，拓展供应链金融、定制化风险管理等领域的协作。

二是提升金融工具运用与风险管理水平。建立专业财务管理团队，主动运用衍生工具管理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风险。规范企业财务与信用行为，保持良好的报关、纳税与履约记录，提升信用评级。

三是深化产业链内外协同合作。产业链核心企业可牵头搭建金融协作平台，推动信用信息与金融资源共享。推动贸易流程标准化与数字化，主动向金融机构提供真实、可追溯的交易数据。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推广人民币结算模式，逐步提高贸易伙伴的接受意愿。

（四）协会桥梁：凝聚行业共识，搭建共治平台。

一是搭建常态化政企银对接平台。定期组织多方交流活动，建立问题反馈与政策传导机制，推动行业共性问题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

二是加强行业自律与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制定外贸行业信用评价标准，建立行业信用档案，为优质企业提供信用背书。开展合规培训，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国际规则与监管要求。

三是组织专业培训与经验交流。围绕金融知识、衍生工具应用、人民币结算实务等主题开展培训，提升企业金融素养。举办行业研讨与案例分享活动，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学互鉴。

外贸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撑，金融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需要外贸活动的持续牵引。作为国家长期战略，外贸的健康发展急需政策、法治、金融与市场等多重体系的协同推进。现阶段的协同不足既是现实挑战，更是推动体系优化、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重要机遇。

构建外贸与金融协同共进的高质量生态体系，需要政府强化制度保障，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企业主动适应变革，行业协会积极搭建平台。通过制度创新、产品迭代、流程优化和生态完善，最终实现金融与外贸的深度匹配与良性互动。

随着这一体系的逐步完善，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服务能力将持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将稳步提升。力争到2030年，使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达到6%以上，最终实现“贸易强国”与“金融强国”建设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特聘专家、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王鹏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高级职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