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丽：智能经济的制度竞争时代已然开启 | 一财大V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本文作者崔丽丽，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形态塑造”新阶段。这一部署既是对“人工智能+”行动的深化拓展，更是对数字经济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

人工智能从“技术应用”到“经济形态”的质变是国家级战略的跃升。报告连续三年部署“人工智能+”，今年更将目标提升至“智能经济新形态”，体现了政策逻辑的跃迁。代表委员多聚焦算力基建与智能体应用，而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智能经济的本质并非技术迭代，而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人机协同重塑劳动形态，数据要素重构分配机制，跨界融合再造产业边界。

国家战略提升，亟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突破。周鸿祎委员提出打造智能体开放平台，楼向平代表建议建设数据要素新型试验区，均指向同一核心命题。当前智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算力不足”转向“数据要素焦虑”。中国智能经济要走出区别于美国“算力堆砌”模式的差异化路径，必须在数据应用的定价、确权、入表等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上海在未来智能经济生态中的定位，要从“应用示范”迈向“制度创新”高地。上海两会提出加快形成“跨域合作、跨界融合”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建议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一是建立智能体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明确备案、审计、问责机制；二是制定人机协同劳动标准，界定智能体参与生产时的权益分配；三是探索智能体法律人格制度，为智能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提供法理基础。

两会期间，“龙虾”也在中国火了起来。在智能体焦虑的裹挟下，如何保证使用的安全性，智能经济的制度竞争时代已然开启。当智能体逐步演进为“经济主体”，将触发产权、税收、劳动法的系统性变革。中国智能经济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还是“制度软实力”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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