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防治青少年网络上瘾还需要硬杠杠、强手段

3月23日，美国洛杉矶陪审团裁定Meta和谷歌对一名20岁女性的社交媒体成瘾及心理健康损害承担责任，共同承担600万美元的实际损失和惩罚性赔款。两家企业均表示要上诉。

原告称自己从6岁开始就沉迷社交媒体，“这些应用就像数字糖果，让我陷入无法停止刷新的循环”，并称：这些平台通过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算法推送通知等功能，制造了危险的心理依赖，导致她出现严重抑郁、焦虑、失眠、身体畸形恐惧症以及自杀意念。

这一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该案件的最终结果或将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不再能以“中立平台”为由逃避包括设计的各种责任。这可能成为“网络世代”的历史性案件。

青少年沉迷网络是全球性问题，在我国同样如此。有数据表明，截至2025年12月，我国6~19岁网民规模约为2.03亿人，具体多少人属于沉迷状态不易界定。但青少年沉迷网络造成的视力下降、睡眠不足、专注力分散、社交能力弱化，并可能引发学业倦怠、精神抑郁等危害，人所共知。

国家层面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青少年网瘾带来的危害，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防治。但总体看来，其成效还有很大的提升必要。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杠杠不硬，手段不强。

防治青少年网络上瘾，首先要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2024年1月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和网络空间的规律和特点，实行社会共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青少年网络上瘾，很多是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重视并切实加以改变。

其次是要有硬杠杠，也就是进一步强化法规体系建设。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专章形式对沉迷网络防治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学校应当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和培训，对于有沉迷网络倾向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及时告知其监护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每年向社会公布防沉迷工作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这些规定更多是原则性规定，还需在处罚力度上予以明确和加强，方能产生足够的震慑效果。

在强化硬杠杠方面，国外已有一些探索。澳大利亚于2025年12月正式实施全球首个社交媒体禁令，明确禁止16岁以下用户注册相关平台，“放行”的违规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罚款。随后在今年1月21日，英国议会上议院投票表决通过一项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修正案。

其三是要有更加强有力的处罚措施。

Meta和谷歌这次被初步裁判处以总额600万美元的罚款，从单个案件看对公司影响不大，但一旦确立并推而广之，足以让两家公司头疼。分析人士预测，在这个案件之后，会有更多个人或集体诉讼跟进。

这样的效应将警醒这些企业，从自身做起，主动堵上诱导青少年社交媒体依赖等网络上瘾的“后门”。

这样的警醒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一些企业。在这起案件中，原告律师将原告网络上瘾形容为受到“大脑的数字糖果”引诱，平台企业故意利用年轻人大脑发育尚未成熟的弱点，通过多巴胺驱动机制追求用户参与度。从初步裁判结果看，律师这一观点得到了支持。而类似问题在国内相关企业中是否存在呢？这也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总之，青少年网络上瘾的危害性愈加凸显，尤其是在各种新的应用形式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有些所谓的新应用，成年人都会产生认知方面的误区，遑论青少年。防治青少年网络上瘾，一个是“防”，一个是“治”，两者都需要硬杠杠、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