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老”规划前置，他们希望体面地老去

“由于独生子有智力障碍，我们夫妻非常担心他年老或在我们过世后，生活无法得到妥善安置、或遭受财产侵害。最终，我们决定以信托方式来为后续生活做好保障。”在沪经商打拼多年的赵先生今年刚满60岁，他告诉第一财经，尽管家中已有一定积蓄，但让残障独子、年迈老人都能过上稳定、持续的生活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病”，“将人生规划前置很有必要”。

“我前不久刚经历了一次因心脏疾病入院治疗，由于是单身人士且暂无婚育计划，家中还有一位70余岁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我担心哪天自己突发意外，无法照顾自己和母亲未来的生活。权衡之下，打算选择将名下保单、现金交付给信托，来做一些基本支持。”今年刚满40岁的陈女士称，自己已聘用了律师事务所担任信托监察人，由好友来担任信托指令人。

记者从地方政府、机构等多方了解到，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1个月以来，80岁以上的、认知清晰且学历与资产水平均较高的老人对信托账户设立（会同步咨询养老服务、意定监护）关注度颇高，与此同时，也有更多“60后”、“70后”甚至“80后”等“备老群体”开始做起相关规划。

“养老服务信托账户的核心，实际上是要解决‘支付’问题，其带来的长远意义则在于：政策鼓励老人或备老群体提前去做自我规划，这可以避免今后因大量人群集中步入老龄时代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一位养老服务资深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老龄化社会的科学“备老”

“目前我们签约和正在接洽的十余个客户，几乎都是‘备老’客户。客户中有单身不婚者，有子女身体残障的，也有独居人士。咨询客户中，也有因身患重病需要设立信托来保障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

上述案例的受托人——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建元信托”）是首批试点机构，公司养老服务信托业务部的左君超博士告诉记者，客户的担忧集中在几方面：信托财产的安全性、信托运行的稳定性、信托角色缺失的补位机制等。

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3.1亿，失能失智老人超4500万人。从上海看，截至2025年底，上海户籍人口1555.7万人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其中，失能失智与空巢化问题叠加凸显，上海失能失智老人已超过40万人，独居老人超过30万人。

从上海发布的这则《通知》看，其试点目标是“发挥信托制度财产隔离、灵活规划、长期管理的优势，并结合‘意定监护’实践探索”，面向的对象则是“有需要的老年及备老群体”。

《通知》尤其首度提出并定义了“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通知》称，养老服务信托可设置“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用以实现信托“意定支付”等功能。

“从法律关系上来看，委托人实际上是授予了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一个代理权，在委托人发生特殊情况时，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可以直接代理委托人行使信托权利，使用信托账户中的资金来服务于委托人的需求。这一概念和英美法系里的持久代理权有相似之处。”左君超认为，此次试点政策中引入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的概念，其实是在“意定监护”的基础上向前又迈了一步。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的启动，比意定监护更灵活，其无需以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法院宣告为前提，可以极大地避免委托人经历程序上的等待期和养老服务的“空窗期”，起到灵活的衔接作用。

对于养老服务信托账户设立的资金门槛，业内人士则表示，从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验看，普惠性质账户对于资金门槛的要求并不高，如中国香港，针对残障者的特殊需要信托账户的资金要求约在14万港元（按照当地监护委员会订定的每月生活开支上限，每月约2万港元储备6个月再叠加首年信托收费）。此外，业内对于养老服务信托账户的服务费也在每年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之间不等。

“而此次试点文件中，养老服务信托包括了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特殊需要信托等多个可以应用于养老场景的信托业务种类，可适用于不同资金起点的信托设立需求。”该业内人士说。

破局“人财分离”

试点政策的另一大特点则指向“人、财、事”分离，即通过将意定监护与信托账户作联动，把人身监护权、财产管理权和养老照护服务这三者进行拆分：一方面，由意定监护人来负责老人之后的人身决策，如养老、医疗、生活等；另一方面，由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和信托受托人，负责老人的财产管理，如资产管理、（养老、医疗服务等）财产支付等；由康养、医养、照护等供应商提供服务。

记者从上海市民政部门了解到，现行的意定监护模式下，监护人同时掌握了老人的人身监护权和财产管理权，权力集中且风险极高。尽管业内也曾探索过缓冲方法如“老人自留小额现金进行日常开销，预留5万元左右应急医疗备用金交给监护人，大额资产交由公证处提存保管”。

“但实际上，公证处仅具备资金存放功能，无专业理财、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能力，也无法满足老人对于财产保全和增值的需求；引入信托工具，或是新社会环境下所能提供的新型财产管理方案。”上海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什么一定是“信托”？“人财分离”又应该如何做？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财富管理与传承专委会主任翟孝娅拥有多年养老金融实践经验，她告诉记者，养老的场景有一个重要特征：时间跨度长、身体健康状态不可预期、需要财产与服务精准匹配。

翟孝娅称，因此，尽管保险可以解决现金流问题，但它一般是标准化给付，一旦领取到保险金之后，资金用途不可控且无法直接向养老服务机构发送支付指令。而银行贷款，其本质是融资，且对于还款能力有要求，老年人如果失去了偿还贷款的能力，即使有抵押，银行作为债权人处置这些抵押资产（最常见如不动产）也并不轻松。

“信托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其独立性。也就是说，即使今后信托账户的委托人、监护人涉诉，或者受托人破产等，养老的这份钱都不受影响。而对于上海这700余家各类养老机构来说，老人有一笔安全、稳定、持续的资金在，也是机构提供服务的底气和保障。”翟孝娅说，信托在目的上有较强的明确性，那么委托人就可以在信托合同中约定资金用途仅限于养老照护、医疗支出等。

谈及试点政策的落地还需完善哪些措施，翟孝娅则称，意定监护方面存在的难点包括：可选择监护人范围窄（独生子女家庭近亲属少、类似社会组织供给不足），执行保障薄弱（养老院、医院对意定监护认可度低、司法认定流程慢）等。建议拆分人身照料、资产管理、服务支付三大职能，规避监护人权力集中风险，并且分层、分级设置好支付机制，如可按照日常开销、应急医疗、长期养老三大场景来设置不同资金支取规则。

行业生态的机遇与挑战

任何一种新型解决方案的顺利落地，其背后对应了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信托账户与养老机构之间的衔接，首批试点单位之一、中信养老市场推广部副总经理朱久海对记者表示，目前，信托机构、养老机构的衔接主要集中在费用支付的过程，包括需要明确的费用金额、内容、开票和首款。

为此，翟孝娅也称，未来，信托机构、养老机构的顺畅衔接，主要还是看意定监护协议和委托合同的约定，明确不同角色的权限边界，这需要专业人员来设计，“包括可以在协议中约定监护的触发条件、支付指令，防止监护人的权力滥用。同时，信托架构中还可以引入监察人的角色，更加确保支付的安全”。

上海银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兼养老金融部副总经理张斯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阶段，该试点政策下的养老服务信托产品的重点应聚焦在“普惠”与“生态”。

张斯勰称，普惠，指的是该养老服务信托产品应该说得清、讲得明、用得起，如设计低门槛、低成本的通用版养老服务信托，以覆盖绝大部分客户的基础化、标准化需求，并进一步叠加模块化功能，满足差异化需求。生态，则指的是应联动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供应商等，让养老信托产品的含金量更高。

而对于普惠养老服务信托产品能否吸引高端客群，张斯勰非常看好。她表示，目前对普惠型养老服务信托有迫切需求，尤其是试点政策出台后，上海银行接待了大量主动前来咨询的老年客户，绝大部分拥有较好学历背景、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但要避免“幸存者偏差”导致的误区，尤其是一些需要应急支付绿色通道的客户，往往也需要普惠服务。

搭建好“金字塔”的普惠底座是必经之路。张斯勰建议，即便是有更高资产的养老客户，也不妨先从低门槛、低成本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信托产品开始，在逐步建立起对信托服务的认知和信任后，再过渡到高端型养老服务信托，“普惠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

“从过去的实践来看，普惠、高端这两类群体背后代表了不同需求，如高端客群会对高端养老院、干细胞治疗等有需求，且需求相对更小众。”左君超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他也认为，从年轻人“备老”的角度看，早期通过10万~20万元来设立一个应急备用的信托账户，后续成为高端客群后，会与该信托产品保持黏性。

财富管理机构也在转型。RFO注册家族办公室学会理事长梁辉对记者表示，养老服务信托正在成为不少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的战略级核心业务重点。

“家族财富管理、高端型养老服务等完全可以从普惠型养老服务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梁辉称，普惠型养老服务的制度创新、服务理念有借鉴意义；这包括了“人财分离”原则可以从制度上防范道德风险，这在高端型养老服务领域依然可以适用。高端客户需要的同样是“资金—服务—体验”的无缝衔接，普惠实践可以为高端服务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