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案中，被害人疏于审查能否成为嫌疑人的“免罪金牌”

（作者马靖云为上海市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专注商业与金融犯罪辩护、企业刑事风险防控；王逸卓为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

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刑民交叉类经济犯罪。随着商事交易模式不断创新、交易结构持续复杂化，合同诈骗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司法认定难度显著提升。实务办理中，被害人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是否存在风控疏漏，往往成为控辩争议焦点，甚至出现以被害人审查不严、存在过错为由，直接否定行为人刑事犯罪成立的裁判误区。结合最新司法实践与刑法基础理论，本文明确核心裁判规则：合同诈骗罪定罪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且诈骗行为与财产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害人一般性审查疏漏、风控瑕疵、交易过失，不具备出罪效力，仅可作为酌情量刑参考。本文结合真实经办案例，厘清被害人过错的司法适用边界，纠正机械司法误区，为企业刑事控告、刑民交叉案件办理提供规范、可落地的实务指引。（本文撰写于2026年7月，裁判规则依据2025—2026年最高法、最高检司法实践整理）

一、合同诈骗罪的核心构成与司法评价逻辑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纠纷，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评价重心始终聚焦行为人的刑事不法性，而非被害人的交易审慎程度。刑法规制的是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侵害公私财产权益的犯罪行为，而非苛求市场主体实现零风险、零疏漏的完美交易。

在主观要件层面，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核心标尺。民事欺诈行为的本质是交易瑕疵，行为人通常具备履约意愿与履约基础，目的是获取超额交易利润，并无永久侵占对方财物的主观恶意。而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自始或在履约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刻意排除权利人的财产权益，无真实履约意图，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达到刑事追责标准。

在客观要件层面，本罪成立要求形成完整的刑法因果链条：行为人实施主动欺骗行为，致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基于错误认知处分财产，最终造成财产损失。该因果链条的成立，仅要求行为人欺骗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足以误导正常市场主体，并不要求被害人穷尽所有审查手段、杜绝一切交易风险。商事交易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效率约束等客观属性，市场主体无法实现绝对化的风险防控，刑法亦不苛责普通市场主体承担极致的安全保障义务。

当前司法实务的核心误区，是将民事交易的审慎义务不当上升为刑事定罪前置条件，认为只要被害人存在审查不严、核验疏漏，就应当自行承担损失、排除刑事追责。该认知混淆了刑民法律的评价逻辑，违背了刑法惩治犯罪、维护市场诚信秩序的立法初衷。

二、被害人过错的刑法定位与司法适用边界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着严格的法定适用边界，并非所有交易瑕疵、审查疏漏均可成为行为人免责事由。司法裁判通说将被害人过错划分为三个层级，不同层级过错的法律效力截然不同，仅极端重大过错可影响刑事责任认定，一般性审查瑕疵无任何出罪功能。

第一，轻微审查瑕疵与一般交易过失，绝对不具备出罪效力。商事交易中，企业未逐项核验资料、未全覆盖风险审查、风控流程存在漏洞等情形，均属于市场交易固有风险，是民事法律层面的过错范畴。此类过失仅为损害结果发生的次要辅助因素，无法阻断行为人蓄意诈骗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的核心因果关系，不能抵消行为人的刑事违法性，更不能成为嫌疑人的“免罪金牌”。

第二，被害人重大过错方可有限影响责任认定。司法实践中，仅当被害人存在故意规避合规、明知交易虚假仍主动参与、刻意放任风险等重大过错，且该过错是造成财产损失的唯一、决定性原因，彻底切断行为人诈骗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刑法因果关联时，方可依据被害人自我答责规则，减轻或免除行为人刑事责任。该情形极为罕见，司法认定标准极其严苛，杜绝规则滥用。

同时，司法办案必须严格区分刑民归责体系的边界。民事法律侧重平衡双方权利义务、适用过错分担原则，要求商事主体自行承担交易过失带来的民事风险；而刑法侧重惩治不法行为、维护公共市场秩序，评价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行为危害性。不能以被害人存在民事交易过错，直接否定行为人刑事犯罪的成立，这是破解刑民交叉案件裁判乱象的关键。

实务中部分观点援引“被害人谨慎义务说”，过度抬高企业风控责任，弱化刑法打击经济犯罪的核心职能，极易导致诈骗行为人借助被害人轻微交易瑕疵逃避刑事追责，放纵经济违法犯罪，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应当予以纠正。

三、实务案例印证：被害人审查瑕疵不阻却合同诈骗定罪

笔者团队经办的郑某融资租赁合同诈骗案，清晰印证了上述裁判规则，直观厘清了被害人交易瑕疵与刑事犯罪认定的边界。该案中，行为人郑某利用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交易特性，系统性实施诈骗犯罪。为骗取被害融资租赁公司大额融资款项，郑某全程伪造租赁物权属证书、上游采购合同、官方牌照证明等全套交易资料，虚构租赁标的物与真实交易背景，彻底捏造核心交易事实，主观上具备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无任何履约意愿，客观上实施了完整的诈骗行为。

案件初期，公安机关曾倾向性不予立案，核心理由为被害企业作为专业融资租赁机构，在标的物核验、权属核查、资料审核环节存在疏漏，未尽极致审慎义务，存在交易过错。该认定正是实务中典型的机械司法误区，错误将被害人的民事风控瑕疵，等同于行为人无刑事违法性。

针对该争议，笔者团队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从刑法法理与裁判规则层面明确核心观点：其一，行为人主动策划、蓄意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不会因被害人审查行为的完善与否而消除；其二，本案损害结果的直接、核心原因，是行为人虚构全套交易资料、刻意骗取融资款的诈骗行为，被害人审查疏漏仅为次要辅助因素，刑法因果链条完整且未中断；其三，被害人审慎审查义务并非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能作为出罪依据。

最终，办案机关全盘采纳辩护团队法律意见，认可被害人轻微审查瑕疵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定性认定，案件顺利立案，行为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纠正了实务中“以被害人过错放纵诈骗犯罪”的裁判偏差。

四、司法适用规范与企业实务风控建议

结合最新司法实践，合同诈骗案件必须坚守“以行为人不法为核心”的评价逻辑，统一被害人过错的适用尺度，杜绝机械司法。在定罪层面，严格恪守边界：凡是行为人主观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客观实施诈骗行为、因果关系完整闭环的案件，即便被害人存在审查不严、风控疏漏等过失，均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仅在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彻底阻断刑事因果关系的极端情形下，方可排除犯罪成立。

在量刑层面，需审慎把握被害人过错的从轻幅度。案件诱因与损害根源始终是行为人的主动不法行为，被害人过错仅为次要因素，不得以此大幅减轻行为人刑罚，坚决摒弃“苛求被害人完美防范、变相放纵犯罪”的错误裁判思维，坚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对于市场经营主体而言，企业无须因自身存在轻微风控瑕疵而放弃刑事控告权利。民事交易风险、企业合规疏漏，应当通过民事追责、内部风控整改予以解决，不能成为诈骗行为人逃避刑事制裁的借口。同时，企业需持续完善交易审查、资料核验、风险排查机制，在市场化交易中平衡效率与安全，从源头防范商事诈骗风险。

法治是营商环境的核心基石。在刑民交叉案件办理中，唯有精准划分民事过错与刑事不法的边界，拒绝将被害人审查瑕疵作为犯罪“免责理由”，才能守住刑法惩治经济犯罪的底线，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护航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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