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金融生态如何构建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资源配置的枢纽、风险管理的工具、现代经济的核心引擎。构建多方协同、融合共生的现代化金融生态，既是回溯七十余年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更是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抓手。

2025年，全国科学技术财政支出12062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39262亿元，研发投入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6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16.7万亿元，占比提升至46.9%，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扩容，为实体经济拓宽低成本融资渠道。大规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所需资金融通，完全依托于现代化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

全球科创格局正在深刻变革，英美推进科研体系转型，发展逻辑从“财政单一供给”转向“产业导向、需求牵引”。我国金融发展始终依靠监管制度、机构服务与市场需求三方协同推进。割裂三方联动，必然导致资源错配与风险累积。立足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将金融改革置于经济工作突出位置，持续释放服务实体、驱动产业、保障民生的核心效能。

把准张弛有度的治理平衡

发达国家金融业历经百年，既有服务实体、平衡创新与风控的经验，也有金融自由化失序、监管缺位引发危机的教训，我国需辩证借鉴。

美国监管演进遵循“危机暴露短板、改革完善制度”逻辑。大萧条后出台《1933年银行法案》分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08年次贷危机暴露分业监管空白与影子银行风险，随后出台《多德-弗兰克法案》，严格限制银行自营投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施加额外资本约束，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统筹系统性风险，监管重心从单一机构转向全市场系统性风险。美国实践表明：监管制度必须与时俱进，放松管制绝不等于放松风险约束。

日本则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反面教材。20世纪80年代推进金融开放时，将放宽准入等同于放松监管，在放开管制的同时削弱监管资源，催生股市、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停滞。同期美国在放开准入时同步强化违规处罚与风险管控。两国反差深刻警示：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配套对等、精准的监管约束，否则极易催生巨大资产泡沫。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出“为增长而监管”理念，其战略核心是：适度可控的风险是激发投资与创新的必要条件，监管目标不是限制发展，而是在守住底线基础上优化制度供给、释放创新活力。

综合来看，金融治理核心在于动态平衡：监管缺位放任风险累积，过度越位则扼杀创新活力。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部分地区对科创、绿色金融创新简单套用传统信贷标准，抑制产品落地；少数区域对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宽松，容易滋生违规隐患。我国金融治理必须找准“放活创新”与“管住风险”的平衡点，建立适配产业结构与市场主体特征的现代化监管框架。

凝聚三方协同力量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变迁，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金融业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市场主体充分信任和监管部门制度支撑，三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1978年人民银行分设独立，专业银行相继恢复，政策性银行与股份制银行陆续设立；1990年上证所成立，直接融资市场破冰；1994年三大政策性银行挂牌，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分业运营。这些系列改革的落地，均依托金融机构敢闯敢试、主动拓展服务边界。市场主体信任是金融体系存续的基石，储蓄存款构成银行信贷的基础，企业投融资需求支撑资本市场的扩容。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3%，每一百分点增量背后，都是千万企业、亿万居民对金融体系的信任支撑。

但仅靠机构拓展与市场参与，不足以实现行稳致远，监管部门顶层设计、差异化政策与风险兜底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屏障。从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搭建现代金融制度框架，到2023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落地，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运用，到《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法治体系完善，每次提质升级均依托监管统筹与政策引导。

由此形成合理的三方定位：金融机构是“划船者”，负责落地金融服务；市场主体是“乘船人”，释放投融资需求；监管部门是“掌舵人”，把控方向、防范风险。划船者乏力则服务供给不足，乘船人萎缩则需求枯竭，掌舵人缺位则发展偏轨，唯有三方协同发力，金融大船方能平稳驶向高质量发展。

构建政企联动的融合格局

借鉴全球科创协同范式，金融高质量发展需构建政府主导统筹、金融机构主动发力、市场主体深度参与的融合生态系统，三方权责清晰、功能互补。

一是政府把准航向，坚持引导不包办。政府主导职能体现在战略规划、法治设计、系统性风险防控和基础设施建设四大领域。牵头编制金融发展专项规划，明确科创、绿色、普惠金融重点；完善配套法规、风险补偿与贴息政策；统筹征信系统、股权交易中心、支付清算等基础设施；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打通信息壁垒。同时明确权责边界：不干预机构市场化经营、不替代企业自主投融资，定位为规则制定者、服务供给者、风险守护者。

二是机构深耕实体，坚持发力不偏航。国有大行、全国性券商和保险机构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与跨区域项目，提供大额长期综合方案；城商行、农商行坚守本土，深耕小微、乡村振兴与居民普惠需求；券商、创投、担保机构完善直接融资配套。机构发力方向必须紧扣实体经济需求，依托创新降低融资成本，稳健经营的同时提升覆盖面，杜绝资金空转与投机扩张。

三是主体有序参与，坚持理性不投机。企业依托信贷、股权、债券等渠道获取资金，完善公司治理与信用体系；居民通过理财、存款、保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树立风险自担意识。各类主体要遵守监管规则，配合征信与风险排查，杜绝违规加杠杆、非法集资等行为，实现自身发展与金融稳定共赢。

三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深度赋能共生：政府制度供给降低机构展业成本、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金融机构传导产业扶持导向；市场主体投融资行为反馈真实产业需求，反向优化政策调整与产品迭代，形成闭环联动的有机生态。

健全精准高效的监管模式

当前三方深度融合的金融生态尚未完全建成，核心堵点集中在信息隔阂、政策错位与协同摩擦。一是监管政策出台节奏、标准与市场适配度有待优化，缓冲周期较短，机构与企业适配存在滞后；二是部分领域监管标准较为统一，对机构规模、业务属性区分不足，制约合理创新；三是跨部门协同效率有待提升，政策偶有交叉，信息共享不够充分。

这表明传统监管模式与融合式生态建设要求之间仍有优化提升空间。核心路径是优化监管理念、完善运行机制，打造兼顾市场培育与风险防控的现代化监管体系，重点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变被动为主动，实现未雨绸缪、前置把关。从被动事后处置转向前瞻性主动引导，前置研判产业和金融创新潜在风险，运用数字化、智能化风险识别系统，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穿透式监管逻辑，提前出台规范指引。2025年全国金融监管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智能监测、精准执法、协同处置数字化转型，正是主动型监管的重要抓手。

二是变统一为差异，实现量体裁衣、精准施策。从相对统一的监管标准转向分级分类精准监管，对系统重要性大型机构设置更高资本、流动性与治理约束；对中小地方金融机构简化合规流程、优化容错机制；对传统信贷与科创绿色金融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实现分类精准管控。差异化不等于放松，而是匹配风险特征优化资源配置。

三是变管控为赋能，实现张弛有度、放管结合。从单一风险管控转向“放得活、管得住”双向并重，有效监管兼具风险“防火墙”与资源“催化剂”双重功能，借鉴英国“为增长而监管”理念，通过适度精准约束消除无序风险，释放创新空间，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微企业，以金融“活水”驱动高质量增长。

四是变单打为联动，实现攥指成拳、监管协同。从部门独立监管转向跨主体协同联动，依托现有监管架构，搭建常态化协同机制，完善信息共享、联合检查、风险联合处置流程，打通数据壁垒，落实定期会商与联合执法，实现监管力量统筹。各地实践已见成效：推行“监管联络员”一对一对接，政策出台前组织机构与企业座谈，合理设置缓冲期；对科创绿色金融设立创新容错清单，区分无心合规偏差与主观违规套利，既守住底线又激发创新积极性。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构建三方融合金融生态，是覆盖各级政府、市场主体、居民、媒体和学术界的全社会共同责任。

一是政府找准定位，当好生态“服务者”。摒弃将金融视为短期财税增收渠道的片面思维，聚焦完善配套政策、搭建对接平台、设立风险补偿资金、优化区域信用环境，为机构稳健经营和企业正常融资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主动协调化解融资纠纷与债务风险。

二是市场主体规范经营，善用金融“工具箱”。企业摒弃盲目高杠杆扩张和违规民间借贷，主动完善财务与信用体系，对接正规信贷、股权、担保等金融产品；同时克服畏惧融资的保守心态，积极利用金融工具扩大产能、开展研发、拓展市场，打造信用优良的优质融资主体。

三是广大居民增强意识，守好理性“钱袋子”。准确区分正规产品与非法集资陷阱，合理规划存款、保险和低风险理财配置，摒弃“高收益零风险”投机幻想，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成熟理性的金融消费者是稳定资本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群众基础。

四是新闻媒体客观中立，唱响正面“主旋律”。杜绝片面唱衰金融引发恐慌，也防止夸大收益制造暴富炒作，常态化普及金融风险与政策知识，营造理性、稳定、积极的舆论环境。

五是学术领域深耕实践，建好理论“思想库”。围绕融合式金融生态、差异化监管、科创金融、风险协同处置等课题开展实证研究，紧扣一线实务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当前，全球金融格局深度重构，我国金融发展必须规避两条错误路径：一是政府大包大揽、替代市场的老路，二是完全放任、照搬西方自由金融的歪路。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坚持政府统筹主导、金融机构全力服务、市场主体规范参与的三方融合模式。政府做好顶层“掌舵人”，统筹方向、筑牢防线；金融机构做实一线“划船者”，深耕实体、创新产品；市场主体当好发展“乘船人”，规范经营、释放需求。三方各尽其责、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方能建成稳定、高效、普惠、安全的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全面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球产业与金融变革中抢占战略主动、赢得长远发展优势。

（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特聘专家、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王鹏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高级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