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如何防御非传统出海风险

2026年7月，英国政府出台专项法案，将中国民营企业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全面收归国有。2020年敬业集团斥资7000万英镑收购濒临破产的英钢，全程合规完成并购审批、履行经营承诺，五年累计追加超12亿英镑保产稳岗，如今东道国却以关键产业安全为由，动用主权权力对公司实施单边征收。企业数十亿海外资产面临永久性价值折损。

无独有偶，此前以安世半导体、TikTok、赣锋锂业为代表的中资出海企业在芯片、数字平台、关键矿产等领域遭遇的监管打压，在在昭示：尽管产业周期、汇率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海外劳工纠纷等引发的市场风险持续存在，但地缘政治博弈催生的非市场风险已由零星个案转为常态化冲击，直接威胁海外大额投资项目的资产安全与存续能力，成为中资全球化布局需要考虑的首要约束变量。

非传统出海风险四大共性

跨境投资中的传统风险主要缘于市场化交易活动，风险博弈仅发生在企业、商业合作方及普通市场监管机构之间，不存在国家层面战略博弈介入。该类风险冲击仅作用于短期利润、项目推进节奏等，不会对企业股权、核心专利、开采权等长期核心资产造成永久性损害；同时，相关规则具备无差别属性，中外投资方在同一市场遵循同等监管标准。历经长期市场实践，行业已沉淀一套完备的风险缓释手段。例如，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全球财产保险、本地法务团队等，就能有效压降相关经营损失。赣锋锂业海外盐湖项目因锂价下行出现利润收缩，即是典型的市场风险，为应对此类风险，企业可通过衍生品交易平滑周期波动。

如今海外市场正在不断出现的非市场风险，则主要是大国资源争夺与主权博弈叠加形成的复合型主权风险。驱动源可分为两层：一是各国在关键赛道的长期战略博弈；二是东道国依托外资安全审查、专项紧急立法、强制国有化等主权手段，出台针对性排他性投资限制。该类风险具备显著的国别歧视特征，约束条款大多具备很强的针对性，干预手段则表现为突破常规商事法律框架，追溯式审查、核心技术第三方托管、强制分拆、立法国有化等。这种情况下，即便出海企业投资阶段完全合规，东道国仍可事后出台新法追溯过往交易。

两类风险的核心边界清晰可辨：传统风险多由市场自发变化触发，损失可控、对冲渠道标准化；非传统风险则由政府主动出台限制性政策驱动，极易造成大额核心资产永久减值，缺乏通用市场化化解方案。

前述安世半导体、TikTok、赣锋锂业分属芯片、数字平台、关键矿产三大核心赛道，它们遭遇的海外风险事件，完全超出了传统跨国经营的风险范围，本质上属于在地缘政治变化下难以逆转的主权层面风险。

闻泰科技于2019 年完成荷兰安世半导体全额收购，交易全程通过荷兰、欧盟反垄断与外资准入审批，初期仅面临美国芯片出口管制带来的元器件采购难题，属于常规供应链经营风险。但伴随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升温，欧美将中方整合车载半导体专利、完善产业链布局的商业规划定义为战略技术外流隐患，导致原本单纯的供货受限问题持续发酵升级，直至荷兰政府启用搁置多年的国家安全相关法案，限制中方股东投票权限，提出由第三方机构托管核心技术资产，将企业股权治理问题上升至欧洲芯片供应链安全议题。事件博弈主体从企业、交易所延伸至中美欧多国监管机构，而同期欧美资本收购欧洲同类芯片企业并未触发追溯式二次审查，对中企收购的定向约束特征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此前具备法律效力的并购协议、官方审批文件约束力大幅弱化，商事仲裁也无法消解行政禁令带来的资产损失。

TikTok 海外短视频平台遭遇的监管压力则集中反映了数字主权领域的风险演化逻辑。平台早期海外运营仅需遵守全球统一的数据隐私法规，调整本地服务器、补充用户授权协议产生的合规成本。企业面对的是所有互联网企业共同面对的传统合规风险。但随着数字领域地缘博弈不断加剧，常规数据监管很容易被贴上境外信息安全标签。美国多次推动专项法案要求企业强制剥离本土业务，欧盟数字监管法规对大型中资平台设置更严苛的数据与算法约束，而其本土社交企业却无需遵守同等拆分、隔离要求。这类被强制要求拆分核心海外业务的风险，已经完全超出普通平台监管、处罚之类的传统经营风险范畴，广告营收下滑、用户流失只是浅层损失。

赣锋锂业海外锂矿项目是战略资源领域风险升级的典型样本。盐湖锂资源开发本身自带锂价周期波动、环保合规整改等矿产资源领域传统经营风险，属于行业普遍存在的市场化经营难题。但随着全球新能源上游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拉美地区资源民族主义持续发酵，部分国家政府甚至将中资矿产投资定性为外来资本对本土关键资源的掠夺，使得原本只需单纯面对的经营性风险，彻底演变上升为极其复杂且难以处置的主权风险。例如，墨西哥以本土资源自主化，而非矿产开采规范、环保标准等常规矿业监管事项为由，出台专项立法，直接将锂列为国家战略资源，单方面撤销此前依法核发的开采资质。企业前期投入的勘探、基建等巨额成本，无法依据矿业合作合同主张赔偿，外汇套保、产业保险等市场化风控工具均失去对冲效力。

复盘这些企业的海外遭遇，可以发现当前出海企业面临的非传统风险的四大共性信号，值得海外企业以及布局出海企业借鉴、警惕并努力做好应对预案。其一，风险高度集中于大国博弈关键领域，芯片、算力、关键矿产、大型跨境社交平台是博弈、监管的主要焦点；其二，限制政策具有跨国家（区域）传导效应。美国实体清单、出口管制落地后，欧盟、拉美资源国会同步收紧外资准入，单一国家的监管壁垒会快速扩散至全球市场；其三，监管干预普遍具有追溯属性。即便企业投资、运营阶段完全符合当时东道国法律，后续地缘环境变化仍会催生新法追溯过往交易，前期高额合规投入无法形成长期保护，并购协议、双边投资协定、商业保险等传统跨境风控工具全部失效；其四，两类风险损失量级差距巨大。传统风险仅影响单年度盈利，非传统风险会直接丧失技术控制权、影响海外核心业务，可能带来永久性巨额资产减值。

搭建分层分类的风险防御体系

面对属性完全不同的两类出海风险，企业需要搭建分层分类的风险防御体系，制定差异化应对方案。

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劳工与税务等传统跨境经营风险，市场已形成标准化对冲工具，是中企出海风险管控的基础底盘。企业可常态化运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宽幅波动；通过签订上下游长协锁定采购与销售价格，平滑大宗商品周期带来的盈利波动；搭建属地化法务、人力专职团队，前置化解劳资、税务合规纠纷；搭配全球商业财产保险兜底短期经营性损失。上述市场化风控手段独立于地缘政策环境，具备稳定可复制特征，需纳入海外经营常态化机制持续执行。

针对破坏力更强的非传统地缘风险，企业需建立前置研判、多元布局、属地协同的综合防护体系。第一，海外投资启动前完成赛道敏感等级划分，避免在单一国家集中投放大额资金，通过分散布局降低单点地缘冲击；第二，在高敏感市场推进股权、业务属地化拆分，适度引入本土战略股东，设立独立区域子公司，弱化 “全资中资控股”标签；第三，打通企业、行业协会、驻外经商机构常态化沟通渠道，单一企业难以独立应对主权层面政策变动，联合行业力量参与当地产业标准制定，弱化外来资本对立形象；第四，坚持全球资产多点布局，资源类企业分散不同国家矿产项目，科技、数字企业拆分全球区域市场，单一地区出台限制性政策时，其他板块业务可对冲业绩波动。

从企业长期发展视角看，仅依靠财务测算、商业合同评估收益、当地营商环境评价等为主的出海时代已经结束。传统市场风险是企业经营底线问题，依靠标准化金融、合同工具即可平稳缓释；由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非传统风险直接决定海外核心资产存亡，已经成为海外投资决策需要考量的首要因素。未来中企开展全球化布局，不能只算经济收益账，必须同步纳入地缘政治、全球产业链博弈维度加以综合研判，在商业回报预期与地缘安全约束之间寻找平衡。同时，行业协会、政策性金融机构需配套完善风险补偿、跨境产业沟通协同机制，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守住海外资产安全，实现长期稳定的全球经营。

（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关芃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