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运用GDP与GNI，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GNP与GNI三大总量指标相互关联、各有侧重，分别从“属地生产”和“属人收入”两大维度，完整刻画出一国经济发展规模与民生收益水平，构成宏观治理与国际比较的基础性计量工具。

属地核算看生产规模，属人计量观百姓收益

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一国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等于全部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其核心逻辑是“属地生产”：凡在我国领土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无论内资、外资，所创产出均计入GDP。它作为典型的生产概念，直观反映区域经济总量扩张和产业增长动能，通俗而言，就是回答“蛋糕做得有多大”。

GNP（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是一国或地区所有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等于全部常住单位初次分配收入之和。其遵循“属人”原则，包含本国居民在境内外获得的财产和劳务收入，同时剔除境外居民在本国取得的要素收益，本质上属于收入概念，回答的是“蛋糕怎么分”。

GNI（国民总收入），常被通俗理解为老百姓总收入，是1993年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修订《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后，对GNP的统一改称。因GNP的核心在于衡量收入，“生产总值”命名易生歧义，故更名GNI。其核算公式清晰明确：GNI=GDP+境外要素收入净额（本国居民海外收益减去外资境内汇出收益）。

据此，二者区别一目了然：GDP衡量的是“在中国领土上创造的经济总量”，GNI衡量的则是“全体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真实收入”。如果说GDP刻画的是“中国经济”的生产规模，GNI展现的就是“中国人经济”的实际收入水平。

研判经济增长、产业产能与区域发展总量，优先使用GDP；评估居民收入、民生福祉和全球化收益分配，优先参考GNI。二者互补协同，不可偏废。但也要看到，如过于倚重GDP指标进行考核，可能诱导部分地方过度依赖扩大基建和短期财政投入来拉动总量，客观上容易弱化对产业造血能力、持续增收机制等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关注。

善用全球通行标尺，理性认识GDP指标的价值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GNI已成为国际通用、具备刚性规则效力的核心衡量指标。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均将其作为核算基准，积累了成熟统一的国际实践依据。

其一，世界银行收入分组体系自1993年起采用Atlas图表集法，以人均GNI划分全球经济体收入层级，直接决定各国贷款额度与融资优惠条件，每年7月更新标准。据世界银行公布，2025年7月生效的高收入门槛为GNI人均13935美元（2027财年最新标准已上调至14375美元），划分标准具有全球公认的政策效力。

其二，联合国会费分摊严格遵循“支付能力原则”，依据成员国连续三至六年GNI全球占比核定会费缴纳比例。一国的GNI核算结果，直接影响其国际财政责任与全球治理话语权。

其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定期同步发布GDP与GNI两套数据，在居民收入、民生福利、跨境收益对比中优先使用GNI，形成了“GDP看总量、GNI看民生”的成熟统计范式。

与此同时，我们要理性认识GDP指标在过往多年的时代价值。改革开放初期至新时代之前，我国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经济底子薄、产业体系弱、人均产出低，做大经济总量、补齐发展短板、实现高速增长是当时的第一要务。GDP直观、易量化、可横向对比，高度契合“追赶型发展”的阶段性需求，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国情的最优统计选择，深深镌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追赶进程的时代印记，其历史贡献不容否定。

回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核算逻辑深层跃迁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历史性转变，发展主题由高速增长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衡量经济发展，绝不能只看领土内产出规模，更要看全体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实实在在获得了多少收益。传统单一GDP核算体系，在完整反映老百姓全球财富创造和真实获得感层面，短板日益凸显；而GNI指标应用，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与充分的政策必要性。

其一，GDP无法完整覆盖我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价值创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跨国产业链布局规模持续扩大，大量经营主体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截至202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5787亿美元，连续九年稳居全球前三；境内投资者设立的境外企业覆盖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实体经营产生的利润、股权分红、劳务报酬等要素收益，按属地核算规则不计入国内GDP，但全部归属我国居民与企业，是老百姓财富的核心增量。单一GDP体系仅核算境内生产成果，忽略海量海外资产创造的老百姓收益，必然导致对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老百姓财富底盘评估出现结构性偏差。

其二，2025年GDP与GNI形成的“收益剪刀差”，折射出分配领域值得关注的结构性课题。据初步核算，2025年我国GDP总量140.19万亿元，全年国民总收入GNI为139.37万亿元。二者差额直观表明：当前境外居民、外资企业从我国境内获取的要素收益，高于我国居民、企业在海外取得的净收益。客观而言，过去几十年依托外资引进和全球产业链合作，GDP实现跨越式增长，为产业升级、就业扩容提供了关键支撑；但长期存在的收益差额也意味着，境内创造的庞大产出中，一部分利润、资产收益对外汇出，未能充分转化为本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做大了整体经济蛋糕，但老百姓实际分得的收益份额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更好发挥GNI指标在识别收入分配结构性短板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三，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核算逻辑从“属地产出”转向“属人民生”。统筹完善GDP与GNI指标体系，本质上是发展理念的范式升级：由单一侧重境内生产规模，转向同步关注本国居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收入，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增进人民福祉，GNI直接锚定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能够更精准、客观地反映群众真实收入水平与生活改善成色，有效弥补GDP只衡量生产、不衡量收益的固有缺陷。

其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必须主动对接国际通行统计标准。世界银行收入分组、联合国会费核定、多边经贸规则谈判，均以GNI为核心计量依据。在这些国际规则框架下，若我国核算体系与国际通行标准存在差异，就难以充分展现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和国际贡献，不利于争取合理发展权益。

我国的顶层设计层面已形成统一战略共识：完善GNI核算、统筹运用两大指标已从学术探讨上升为国家治理部署。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部署，蕴含着统筹运用GDP与GNI两大指标衡量发展成效的明确导向，为统计体系优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将GNI全面纳入“十五五”国民经济常态化核算体系，是完善现代化统计制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化水平的关键举措。

辩证看待指标功用，行稳致远推进改革

统计工具只是辅助我们认识经济现实的手段，而非发展本身。无论GDP还是GNI，本质都是人为设计的度量标尺，只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某一侧面，不存在单一指标能够穷尽经济、民生、公平、绿色发展等全部内涵。

务必辩证厘清两大指标的关系：做大GDP总量是提升GNI、分好发展蛋糕的物质基础，二者是递进互补关系，绝非替代对立关系。没有境内产业规模和实体经济产能的持续扩张，居民就业、工资收入、海外投资资本积累便无从谈起；但如果只追求GDP规模扩张，忽视老百姓收益留存和海外资产盈利回流，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落地。因此，既不能因GDP的局限而否定其历史价值，也不能因GNI更契合当下需求就将其神化为唯一考核标准。

调整统计工具的核心在于发展思维革新，而非简单替换数字考核指标。从偏重GDP增速到统筹GDP与GNI，本质是发展导向的深刻转变：摒弃“唯增长速度论”，树立以人民福祉为核心的评价标准；由属地规模导向，转向老百姓收益导向。如果发展理念、考核逻辑没有同步革新，即便引入GNI核算，也容易出现片面追逐GNI数字，忽视背后收入分配、跨境收益、产业竞争力等深层结构性矛盾，背离指标优化的初衷。

落实统计体系改革，必须坚守实事求是原则，兼顾改革必要性与落地可行性。一要数据基础坚实可行。海关、商务、税务、外汇管理、统计部门已建成覆盖跨境投资、境外要素收支、外资利润汇出的全链条数据采集体系，具备常态化精准核算GNI的坚实数据支撑。二要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紧贴本国国情。对标联合国SNA核算标准、世界银行统计框架，同时立足我国外资规模大、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独特发展阶段，构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核算细则。三要坚持稳步审慎、分步实施。循序渐进完善GNI常态化指标发布与考核配套应用。建议提前完成正式落地前连续十年历史数据回溯测算，运用规范统一、科学严谨的统计核算方法，全方位保障历年数据纵向可比、国际口径横向兼容，从严规避统计口径频繁大幅调整带来的数据断层与失真问题。

要立足我国发展阶段，精准把握基本国情底线。我国综合国力、经济总量、产业竞争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伴随发展条件迭代升级，优化经济衡量标尺、强化GNI指标应用具备客观现实条件；统筹用好GDP与GNI两套指标，能够更全面反映老百姓真实收益，推动发展成果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惠及全体人民，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现代化建设红利。

聚焦三大本质凝心聚力，防止工具本位倒置

全社会需形成根本性共识，即统计工具应当服务于我们对经济发展真实状况的认识，其核心价值在于客观呈现发展态势、识别结构性短板、支撑科学决策。统计工作的灵魂在于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任何时候都应坚持核算方法的科学性、严谨性和连续性，避免因考核导向变化而人为调整统计口径，使数据真正成为反映经济运行真实状况的可靠标尺。

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聚焦三大核心本质：老百姓财富持续扩容，全体人民生活品质稳步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稳步增强。为此，要重点抓好三方面实践。

一是做大境内实体经济与做强老百姓全球收益双向并重。既要持续提升国内生产能力与经济规模，夯实本土就业与产业底盘；也要持续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优化海外产业布局，提升境外资产盈利水平和利润回流效率，让海外收益有力反哺国内发展和民生改善。

二是以科技创新驱动GDP与GNI双向同步增长。GNI的提升高度依赖技术、品牌、知识产权等高端要素输出。只有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出口产品、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附加值，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才能在壮大境内GDP的同时，增加本国居民海外要素净收益，持续缩小GDP与GNI之间的收益剪刀差，让老百姓充分分享全球化红利。

三是以GNI指标赋能共同富裕和民生福祉提升。GNI天然适配居民收入、生活质量监测分析。各地应当常态化运用GNI细分数据，跟踪城乡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跨境收益分配格局，精准出台增收和分配调节政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覆盖全体城乡群众。

归根结底，统计指标体系优化、统筹用好GDP与GNI，根本目标在于更准确地认识经济运行规律、更科学地实施宏观治理、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我们既要有勇气推进统计制度改革完善，也要坚守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工作定力；坚决摒弃“唯GDP论”，同时杜绝走向“唯GNI论”的另一个极端，始终以是否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否增进全体人民福祉，为一切经济工作的最终评判标尺。

（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特聘专家、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王鹏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高级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