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进入航运争议解决，效率红利与程序公信力如何平衡

自主航行船舶因传感器故障发生碰撞，责任如何在系统设计方、远程操作人员与船东之间划分？电子提单在跨境流转中被复制，谁有权主张提货？

当人工智能开始辅助整理航运记录、检索法律资料乃至参与仲裁程序，效率提升之外，如何保障过程公正、结果可信？

在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的“司法与仲裁”分论坛上，来自国际法学会、法院、高校、国际仲裁机构及航运央企的代表们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航运法治与争议解决”展开探讨。一个贯穿全场的判断是：技术正在重塑航运业的运行方式与风险格局，而法治既要开放地回应变革，也要用更完善的规则守住交易安全。

技术倒逼规则补位

技术变革首先冲击的是既有规则体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发表视频致辞称，智能船舶、电子提单、数据跨境流动等新事物既对传统规则形成冲击，也为海事立法提供创新契机。技术越往前走，法治根基越要扎深，核心命题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

他提出海事仲裁发展应朝着人本化、现代化、国际化、数字化、融通化、法治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国际海事组织《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规则》已生效，智能航运治理进入规则落地新阶段，应深度参与国际海事规则研究制定，贡献中国方案。其次，新修订的《仲裁法》首次确立临时仲裁制度，完善涉外仲裁、在线仲裁。新修订的《海商法》则在统一国际国内海商规则、赋予电子运输记录法律效力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另外，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数量、能力、经验不足，高素质涉外仲裁人才储备与大国地位不匹配。黄进发建议，应加强仲裁法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强化高校与仲裁机构、海事法院、航运企业协同育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曹洁介绍，今年以来，上海法院围绕司法与仲裁良性互动，重点推进两项工作：一是与上海市司法局共同出台府院协同意见20条，凝聚建设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的整体合力；二是创新海事诉讼与海事临时仲裁衔接机制，在上海高院的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线上平台，增设临时仲裁板块。

具体到产业场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肖凯提出，自主航行需要安全规则与责任规则同步完善。今年通过的《海上自主水面船舶国际安全规则》（MASS）虽不具强制性，但为后续有约束力规则奠定基础，且特别强调人的监督职责。“自动化程度越高，责任链条应该越清晰。”在单证数字化方面，他认为核心是保障权利可靠流转，新修订《海商法》已确认符合法定条件的电子运输记录与运输单证具有同等效力，下一步需解决跨境、跨平台流转中的效力与安全问题。

AI是辅助而非替代

在争议解决环节，AI的效率红利与风险同步显现。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前主席伊恩·冈特（Ian Gaunt）系统梳理了AI的幻觉、偏见、保密等风险，并归纳各国指导原则的共性，即人类决策不可替代、具体仲裁员负最终责任、披露AI使用、建立审查确认机制、防止算法偏见、履行保密职责。

他明确判断：“AI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帮助我们的角色，但是永远不可能替代仲裁员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肖凯也表示，人工智能赋能争议解决需要专业能力和程序公信力共同支撑。海事争议解决中需提升理解技术、审查证据和适用法律的能力，系统缺陷、数据失真、人工接管问题需专家参与。同时还应把人工智能纳入清晰程序安排，包括哪些情形需要披露、保密材料能否输入外部系统、生成内容由谁核验、可能影响裁判的材料如何接受质证等等。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相关意见确立辅助审判、透明可信原则，由裁判者承担最终司法责任。

仲裁服务供给端也在以灵活机制回应多元需求。新加坡海事仲裁院仲裁员杰夫·法恩斯沃斯（Geoff Farnsworth）介绍，该院以低成本、高保密、快速仲裁（30万美元以下案件、单一仲裁人费用上限1.5万美元）为特色，当事人可自主选择准据法与仲裁地。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卢正称，过去5年上海航运仲裁案件量、标的额增长率分别达15.8%和27.3%，临时仲裁制度在上海率先突破、累计近20件案件落地。她强调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并提出要打造专家型仲裁员、市场拓展型、专业实务型三支队伍。

中国船舶集团法律合规部主任张迎飞表示，全球地缘格局、贸易环境和海事规则深刻调整，涉外法律风险呈现新特点，比如国际海事公约和各国国内立法持续迭代，绿色航运、出口管制和制裁合规等新议题涌现；跨境合同主体多元、管辖冲突增多、法律适用复杂；纠纷发生后再处置成本高昂、周期漫长，甚至影响项目实施。

他结合企业实践提出，涉外法律风险防控重心应从后端案件处置转向源头防控、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防范，并呼吁持续深化“诉仲对接”机制、联合研究制定海事海商示范合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