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学者黄基明：中国崛起，是东南亚“去殖民化”的开始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热潮，常被描述为“产业转移”或“规避关税”。但在马来西亚政治历史学家、槟城研究院执行董事黄基明看来，这轮浪潮的真正意义被严重低估了——它不是什么被动的避险迁移，而是东南亚这片区域迟到已久的“去殖民化”进程的开始。

“当中国崛起，突然之间，这就是一场新的游戏了。”黄基明对第一财经表示。它让这片区域看清了一件事：殖民时代早已结束，这里却从未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全球经济生产力向东亚的大幅转移，已经把供应链重新绘制成了一张紧密的区域网络。”他说，真正被这轮中国投资打开的，是这个区域与自己的关系。

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身份的双重性。黄基明1955年生于槟城，1978年赴瑞典，在那里学习工作了26年，把《孙子兵法》译成瑞典语并讲授中国历史与哲学；2004年起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从事研究，2017年回到出生地主持槟州政府智库槟城研究院至今。这样一份履历，让他在面对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时，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

被低估的“破碎”

黄基明认为，外界对东南亚最根本的误解只有一条：把它想象成一个有机连接、文化相通的完整地缘政治区域。而更准确的理解是，这个区域的边界是被外部划定的，而不是由内部某种向心力凝聚而成。

“这是一片群岛性质的区域，内部的分裂程度可能远超外界想象——岛是岛，半岛是半岛。”他解释说，海上的联系和陆上的联系从来不是一回事。陆地相连的地方，信息、语言和习俗传得很快；隔着海的地方，则各自长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

“在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到来之前，我们并不怎么算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说，那时东南亚的历史是高度在地化的，“最远也许延伸到也门，但始终是沿海的、海洋性的。”是殖民主义的到来，把这个区域拖进了地缘政治，“这一点不能被忘记”。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这个区域内部真正的紧张，几乎都发生在陆地或近陆水域相连的地方，而开阔的海域，历史上反而起到了“降温”的作用。“大海会让人冷静下来。”他说。

他强调，把这片破碎的区域真正黏合起来的，从来不是身份认同，而是最朴素的贸易往来。

“我是相信贸易的。你要是不能贸易，就会变成海盗。”他说，“如果我买不到，我就去偷。”在他看来，贸易是掠夺的天然替代品。而经济交换本身，又在最日常的层面起着作用：“如果我坐下来和你一起吃饭、吃你的食物，我就会开始觉得我了解你了。”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推崇中国对多个东南亚国家实施的免签政策：“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让人们彼此往来，他们自然就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供应链才是硬通货

谈到中美博弈的本质，黄基明的判断跳出了通常的关税与产业链叙事。他强调，更深层的竞争从来不是工厂之争，而是供应链之争。

“全球权力，建立在对供应链的控制之上。”而“供应链”在他的定义里从不局限于商品，还覆盖支付体系、教育与信息——他在书面补充中把这套由西方建立的体系描述得更具体：横跨“石油美元体系、武器工业、航空工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不一而足”。中国崛起的速度，已经在电动车、稀土等领域松动了西方的长期掌控。

这也是为什么他拒绝把当下的变化简单理解为“美国让位、中国接棒”。“当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踉跄时，一切都开始松动。”他说。在他看来，正在腾出的空间不会迎来一个新的全球霸主，而是走向真正的多元。世界事实上一直是多极的，只有在霸权的语言里，人们才会想象出别的图景。

而能够填补这一空间的力量，本质上更具区域性而非全球性。新的供应链会趋向互利——他的说法是，那些不对等的优势“可以由各国政府以受尊重的伙伴身份坐下来谈，把它谈平”。他给出的判断很明确：“区域供应链一定比全球供应链更稳固。”

但他同时提醒，这条路要走通，既需要文化交流，也需要在政治和战略上足够有耐心——“连接必须超越技术层面，涵盖文化演进与价值的平衡”。就东南亚而言，他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东盟在以贸易促和平这件事上的终极成就”。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最有希望把世界的冲突降到最低。

迟到的去殖民化

那么，为什么说“去殖民化”到现在才真正开始？

黄基明把这个判断建立在一段更长的历史推演之上。资本主义扩张、对资源与供应链的争夺，加上那种急于摧毁“低等”非西方帝国与王国的冲动，一起把东南亚拖进了现代历史——而这里扮演的始终是被动角色，“作为受害者”。这一切以日本入侵所有西方殖民地、日本侵华战争蔓延至东南亚而告终。全球权力地图的重划，让殖民地得以发展出限制外部权力的“堡垒”，“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国家”。

由此他得出一个关键判断：民族建构因此更多是一项防御性工程，而非进攻性事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它的目标相当有限”。即便是新加坡，“我们可以说它把民族建构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政治动力与经济动力的融合，但长远来看，它在文化发展上迷失了方向”。在下一个本地大国崛起之前，东南亚的国族在全球语境中始终缺乏雄心，“去殖民化被阻滞了”。

每一个昔日殖民地或许都赢得了独立，但每一个都依然与旧宗主国紧密相连——印尼对接荷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接伦敦。“我们彼此之间反倒没有太多连接”。

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每一块殖民地各自的去殖民化，和这个区域的去殖民化，不是一回事。而这个区域的去殖民化，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当一个区域性大国、当中国崛起，突然之间，这就是一场新的游戏了”。

于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我们该如何与邻居相处？如何与中国相处？如何与印尼、与菲律宾相处？”他承认区域内部对此并不一致。“所以整个区域就成了我们在两极框架里看到的那个问题。但我们不该用两极框架去看它，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历史性的、被推迟了的去殖民化进程”。

他因此提出，有必要“把民族主义区域化——在这个区域，也在其他任何地方”。他解释这一说法的由来时说，民族建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工程”，“你从一个殖民宗主国那里挣脱出来，而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控制着你的独立——因为更大的那盘棋仍由它掌握，也就是通过供应链”。他说，如果有时间，这会是他下一本书的主题。

在《马来西亚与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报告中，他提出设立“东盟‘一带一路’工作组”。他的表述更进一步：有些国家总以弱小、被动自居，视自己为历史与体量的受害者，而这样想本身，很可能就把它们锁死在了那个位置上。对东盟本身，他同样直言不讳：“东盟当然不错，但它最大的‘美德’，恰恰在于它无力采取行动，也无力作出决断”——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它长期押注多边主义，“因为除此之外，其他路径都走不通”。

换掉那套语言

在他看来，要走出两极思维，光换主角是不够的，还得换掉那套语言本身。他对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看法相当直接。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并不古老，或许可以说是1945年之后才有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两极对抗的年代被创造出来的——为对抗而创造。”他说，“如果我们继续用那套话语，就还会继续对抗。”

因此，话语必须改变。“而最需要改变的，恰恰是那些最早开始使用它的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中国近年来的话语选择给出了正面评价：“这些年，你开始看到各种全球倡议出台，‘一带一路’讲的都是连接、连接、连接，而不是分离。那是贸易的语言。”他也预料到，由于这些倡议出自北京，外界难免会说这是宣传，“但如果你只看这些词本身，那正是你需要的那种视角——因为你不能继续沿用建立在两极对抗之上的外交与国际关系语言。"

在他看来，中国自身对“接棒”这件事也无意为之。“金砖国家不想要G2，他们不想要这个位置——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要取代美国，不是要去接管那套意识形态。那是另一种游戏：一种看待其他文明、接纳其他文明的不同方式。”

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就此安坐。在书面回应中，他把问题反过来抛给了北京：中国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如何让邻国安心。

他认为，中国需要在与新兴的、体量较小的国家相处方面积累新的经验。同时还要清楚，其他大国会试图破坏任何正在形成的良性互动。

他还认为，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影响应当是双向的。在他看来，这需要大量的实用主义与耐心，也需要足够的战略意识。他还提醒，沿“路”的邻国与沿“带”的邻国反应会截然不同——“大陆文化与海洋民族有着不同的敏感性，它们与权力打交道的现代经验也不一样”。

他所期待的方向，是一个“更健康”的世界——在那里，“即便是小国家、小民族也是平等的，不是靠法律，而是靠技术”，而人们“可以开始把差异看作平等的，而不是总在给它们排序”。他补充了一句：一旦开始排序，“当然就要看谁的肌肉更大”。

一旦把世界简化成“老大与老二”的二元结构，就必然走向零和博弈。“如果你的那套逻辑里必须有人是第一，其他人都要跟随，不跟随就要被消灭，因为他们是‘错的’——只要还停留在这种思维方式里，迟早会有一场冲突，因为没有谁愿意被当作‘第二’，被当作低人一等”。

槟城：半步之外

如果把地缘政治先放在一边，只看产业本身的经济吸引力，槟城自然就处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流的末端，新加坡也是如此。是地缘政治打断了这股本该顺畅的流动——而这恰恰是槟城此刻同时让各方都感兴趣的原因。

对来自中国的中小商人来说，槟城提供了一种“不必完全离开家”的出海方式。“对他们来说，槟城只是迈出了半步。”在这里，企业主能听到满街的中文，距离家乡只有一段短途航班，当地人也相当友善，而且他们依然可以便捷地接触到国内的网络。安顿下来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正身处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之一。

中文、英文、印度、阿拉伯与马来多重传统在此交织，让槟城形成了他所说的那种“特别包容”的文化。

这股“半步”逻辑正在被一批中国企业验证。公开信息显示，多家中国传感器、半导体清洗设备与材料企业正在槟城设点或扩产。有意思的是，这种“快速嵌入”的能力，恰恰是一些老牌外资所欠缺的。

德国企业以工程见长，在槟城经营的时间也长得多。但黄基明观察到，德国人自己也在纳闷：为什么中国人能在各个层级上进入得这么快，而他们来了这么久却几乎停在原地。

他的解释是文化上的——德国企业与本地华人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连接，“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而正在进入的中国中小商人，恰好是本地华商愿意打交道的对象。

马来西亚的真实账本

但黄基明并不愿意把这一切讲成一个单纯的“东方崛起”故事。他对马来西亚自身平衡术的薄弱环节同样不避讳。

他指出，马来西亚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代工搭起来的”：短板在自有知识产权，长板则在产业配套体系、中小企业和设备制造业，“这一块一直堪称典范”。对于“槟城能否从制造基地升级为设计与创新中心”这个流行议题，他给出了一个克制的回答：“外面有很多这样的讨论，但我觉得马来西亚最好还是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开发设备，当中介。”他相信本地商人会从任何看得见的地方去寻找创新，“他们会跨过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至少其中一部分人会”。

至于美国向马来西亚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他的评价相当直白：“这更像是一种'保护费'式的安全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区域里存在我们自己应付不了的敌人。”在他看来，未来的关键变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自己：“经济利益什么时候会比政治面子更响亮？总有一天，它必须更响亮。”

归根结底，槟城这扇窗口所折射的，并不是一道“选中国还是选美国”的单选题，而是这个区域能否学会把“差异”当作平等而非高低之分。眼下这股全球经济与政治浪潮，正在重塑这里的工厂与港口，也重塑着这里的忧虑与希望。按照黄基明的判断，它与其说是一场海啸，不如说是一封迟到已久的邀请信——邀请这个区域，与自己展开一场从未真正进行过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