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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西洋商馆图志(1760—1822)》
[美]范岱克、莫家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2026年11月版
众所周知,清乾隆朝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收缩至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直到鸦片战争后实行“五口通商”,广州独一无二的国际商贸地位才告终结。而广州的贸易,又以所谓“十三行”为核心。十三行是清廷授权的外贸专营机构,负责的事项既包括与外商进行所有进出口贸易,也包括代缴关税、安排外商居住与谈判等各种涉外事务。因此其性质为“半官半商”,既是商行组织,也是官方对外贸易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其实十三行并非只有13家商行,其数量在4~26家之间浮动,“十三行”只是约定俗成的称呼。那么200多年前广州和十三行究竟是怎样的面貌?由美国广州口岸史和亚洲海洋史专家范岱克(Paul A. Van Dyke)与中国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莫家咏合著的这部《广州十三行西洋商馆图志(1760—1822)》,就通过考辨百余件外销画或外销瓷器中的商馆图景,细致重现了1760~1822年间广州口岸的复杂盛况。书中共收录72幅彩图和31幅黑白插图,聚焦商馆画场景的断代问题,将旗帜升降作为判定外销画中场景年代的关键要素,结合街景变迁,对应档案材料,更精确地推定出商馆画场景所描绘的时间,并构建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80多幅商馆画的图像序列,勾勒出广州十三行建筑的演变脉络。
作为“图像证史”的典范之作,本书不仅极大推进了外销画场景断代研究的精确度,还对广州贸易史研究中的诸多成见有所突破,提出外销画制作并非依赖粉本的机械复制、十三行区从未同时存在3条购物街、商馆区建筑西化由外商推动等颇具颠覆性的观点。书中利用的史料除来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外销画和外销瓷器,还有比利时、荷兰、丹麦、法国、瑞典、英国、美国等国的贸易公司档案、航船日志,以及商人、探险者、外交官的游记等,可谓旁征博引,视野宏阔。

《语言为镜:语言如何折射出不同的世界》
[以]盖伊·多伊彻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 2026年11月版
荷马史诗中,形容大海的颜色,有个著名的固定套语:酒色的。今人会觉得很奇怪,大海众所周知是蓝色的,为什么荷马会说那是“酒色”?无论红酒白酒,似乎都不靠啊。其实早在19世纪,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就对此无比困惑:除了“酒色的大海”,荷马笔下还有“紫色的绵羊”“蜂蜜般的绿色”,等等。这引发了维多利亚时代学界对“古人是否天生色盲”的持久争论。多伊彻以此为线索,抽丝剥茧地梳理了人类语言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公案——“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相对论)的百年兴衰。从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对印第安语言的田野调查,到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对语言决定论的严厉清算,再到当代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利用精密实验对弱版语言相对论的“平反”,多伊彻将这段波澜壮阔的思想交锋写得如侦探小说般跌宕起伏。
书中展示了不同语言如何迫使使用者关注世界的不同维度。例如,英语或汉语习惯用“以自我为中心”的相对坐标(前、后、左、右)来定位物体;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却完全没有“左右”概念,无论身处室内还是野外,说话者必须时刻依赖绝对的地理方位(东、南、西、北)来描述一切。这种语言规则强迫其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了如同内置指南针般的超凡空间记忆力。同样,带有语法性别(阴性与阳性)的语言(如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也会在无意识中赋予桥梁、钥匙或月亮以截然不同的审美联想与人格特征。但多伊彻反对“母语像监狱一样彻底囚禁人类思维”的极端决定论,而是提出了一个修正:语言的真正力量不在于“限制你能思考什么”,而在于“强迫你必须关注什么”——当一种语言要求你在每次开口时都必须交代动作发生的时间、信息来源的可靠度、物体的性别或绝对方位时,这些被语言强制要求的细节,就会日复一日地刻入你的神经习惯,最终,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便“看见”了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
本书抛弃了这种传统的“应用题视角”,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隐喻:数学不是一组计算规则,而是人类所有创造力的“结构蓝图”(Blueprints,这是原书名)。
未来小龙虾是否会成为世界美食,影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和文化,是作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个体从来无法孤立地完成对复杂世界的分类、比较与价值判断;人类最底层的思维范式、分类范畴乃至何为“自然”与“合理”的常识,本质上早已被我们身处的社会制度预先植入。
推荐两本新书,《马可·波罗的追随者》和《江南以南:被湮灭的严州府》。
“文化犯罪学”的核心观点是:犯罪不能脱离当代的文化、消费主义和情绪体验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