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仇恨，成为真正的作家”

在菲利波纳看来，伊莱娜好像意识不到自己留在法国是危险的，她原以为自己属于法国，但是法国背叛了她。

“我和友人去拜访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女儿时，她说：门铃按响的那一刻，吓了一跳。母亲被带走那天的往事历历在目，法国宪兵也是这样按响门铃。”奥利维耶·菲利波纳为其书中主角——法国犹太裔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悲剧的一生所做的注脚，选取的是诸如此类易于忽视的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改变了人物命运的走向、揭示了她的内心生活。

在与帕特里克·里安那尔合著伊莱娜的传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之前，菲利波纳对其人生的了解可谓一片空白，此前菲利波纳以写作音乐评论和文学评论为业，供职于法国的一家出版社。在菲利波纳看来，一名传记作家走入传记人物的最佳前提是“摒弃一切预设”。写作开始于2003年，当时，伊莱娜的作品在法国文坛沉寂良久，与上世纪30年代，伊莱娜初涉文坛时的畅销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一位被公众渐渐遗忘的作家，但她写于战争中的作品，对战争时期法国政治生活的表达和人道主义的追寻仍有意义。所以刚开始写作的责任是让更多人了解作者的作品——《孤独之酒》、《秋之蝇》、《星期天》等等。”菲利波纳说。2004年伊莱娜的长篇遗作《法兰西组曲》获得法国雷诺多文学奖，这位流星般划过的犹太裔女作家因此获得了一些声名，“这之后，传记作家的责任有了改变，现在的责任是以传记回应世界各地读者的期待，用更鲜活、立体的方式来展现这位作家的生活，包括她的家庭、丈夫和兴趣爱好。”

《法兰西组曲》是1940年至1942年伊莱娜在勃艮第避难的两年中写下的倾力之作。彼时，欧洲战火正炽，犹太人的处境愈加危险，伊莱娜曾幻想自己作为银行家女儿的出身和与法国各界贤达的交情能让其幸免于难。在幻想与绝望感交织的复杂心境中，伊莱娜开始了《法兰西组曲》的写作。“最近写下了很多，想来这会是遗作，但这样能消磨时光。”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创作笔记里如是写。

在这部原计划以五卷形式写完的长篇小说《法兰西组曲》中，伊莱娜以经典的写实笔法，记述法国社会各阶层，包括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战争中的际遇和这些人对战败沦亡的反应。

但小说最后仅以已完成的两卷本《六月风暴》和《柔板》传世。1942年，法国宪兵逮捕了伊莱娜，没过几天，她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之后，伊莱娜的女儿带着装着母亲手稿的箱子一路逃亡，并将其视为母亲的私人日记，从来不愿打开这份痛苦的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她决定把母亲的所有文档捐献给法国现代档案出版馆时，才第一次读到这部用细小字迹写下的作品。

“尽管伊莱娜想避开俄罗斯经典文学对她的影响，但她的作品基本是传统叙事的方法，探索性不强。重要的是，伊莱娜的小说反映了整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战时欧洲知识分子的景况。”奥利维耶·菲利波纳说。“充满紧张感、彻头彻尾的孤独、不属于任何阵营”是菲利波纳对伊莱娜一生的核心描述，但菲利波纳同时提出：“如果不超越仇恨，她无法成为作家，她的丈夫米歇尔帮助她超越了苦难的一切，超越仇恨，才成为真正的作家。”

她不属于任何阵营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传记作家最可贵的职业修养是什么？

菲利波纳：写作传记时，努力隐匿自己，抛弃预设地研究和写作。2003年在写作伊莱娜传记之前，对其一无所知，保持空白的状态来研究和写作一个作家的传记很重要。

日报：传记作家如何发现改变人物命运的细节？对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这个人物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菲利波纳：有两个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一是，伊莱娜有两个女儿幸存下来，还有她的一个孙女，她们保存了对家族和她个人的回忆。另一个重要来源是，6年前发现了一批手稿，这批手稿是伊莱娜遇难前交付出版社的，我们从中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信息，包括关于她创作初衷的叙述。这批档案中两件东西最珍贵：一本从未发表的小说，现在有英文译本叫《血之火》，第二个是《孤独之酒》的手稿，这部作品涉及伊莱娜年轻时代的生活，可视为她的自传式的作品。

日报：伊莱娜的作品里总是释放着一种紧张感，但同时可以看出作家对自身境遇又处理得很冷静。总的来说，她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菲利波纳：紧张、焦灼确实是她生活的基本面，比如她和母亲的关系，她和犹太人阵营的关系等等。刚开始她可能担心把与母亲的紧张关系也带给她的两个女儿，但后来她和女儿的关系非常亲密，对她们的教育很自由，是一种现代性的教育。

她内心的平静源自她的家庭，无论外界如何动荡，现实如何残酷，她都可以回到她的家庭，尤其她的丈夫米歇尔对她的影响很重要，在遇到米歇尔之前，她内心充满仇恨，而她的丈夫让她超越了仇恨，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她本质的性格特点是非常个性化，个人主义色彩更强烈，在战争年代她无法彰显她的这一性格特质，她的作品中涉及到对很多阵营的叙述，但我们看到她不愿意归属到任何一个团体，是一个彻头彻尾孤独的人，找不到一个自由的港湾。

吊诡的是，她其实1934年就意识到在法国的犹太人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但不能说天真——她可能认为自己认识很多比较有身份的人，可能不会像普通的外籍犹太人那样被随便逮捕，可能能够幸免，到1942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但已经太晚了。她原本可以在德军入侵之前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去到美国或瑞士躲避危险的，但她说，自己在俄国已经经历了一次流放，决不愿再经历一次，她好像意识不到自己留在法国是危险的。她原以为自己属于法国，但是法国背叛了她。

日报：她和母亲的关系对她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菲利波纳：伊莱娜是独生女，但她很想有兄弟姐妹，很小的时候她就发现母亲背叛父亲，而且母亲是一个极为看重物质的人，但伊莱娜本人并不看重这些，她喜欢简单、自然的生活，两人的价值观差异很大。她的母亲其实非常为女儿骄傲，但不愿公开承认，她留下的保险柜里唯一的财产是女儿的两部小说。

伊莱娜初到巴黎的时候，经历了一段放纵的生活，出入各式各样的舞会，她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上了母亲的道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她把对自己的恨投射到对母亲的仇恨上，这是她的丈夫帮助她发现的——一个很好的可以用来做精神分析的个案。

日报：伊莱娜作品对这个时代的法语写作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应当关注她作品中的价值是什么？

菲利波纳：伊莱娜是先会法语才会俄语的，思维总是在两种语言中变化。她的作品中有很多俄罗斯作家的影子，契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甚至可以说《法兰西组曲》的创作都参照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写法，但同时她又很想摒弃这个大的传统，不愿意耽于对俄罗斯文学巅峰时期的怀念，所以，她年轻的时候大量读法国、英国作家的作品，偏爱王尔德。

她是一种很经典的写法，探索性不强，但是整体反映了30年代法国的政治生活，《法兰西组曲》中她写了一个法国女人与德国军官的爱情，这在战争文学中极其罕见，可以说，她一直在作品中寻找人道主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