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奎斯特:学术研究不要被论文指标所裹挟

安德森·林奎斯特（Anders Lindquist），一个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名字。这位来自瑞典的控制理论和应用数学专家却并不盲从科研的“有用性”。

昨天，他在参加“2012浦江创新论坛”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在谈及学术和科研创新时反问本报记者，如何定义“有用”？他说，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Relativity Theory）和核能开发方式，一度却认为自己的贡献无“用”可图。

作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奎斯特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也许是浸淫上海交大校区周边许久，他还和本报记者分享了他所知道的中国古代数学家徐光启及其家乡徐家汇的故事。

中国的知识驱动渴望

第一财经日报：从中国对科研投入的增长来看，你是如何评估的？

林奎斯特：中国对科研的投入有大幅度的增加，年增长率20%~30%[注：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8687亿元，同比增长23%]，我想这样的增速比起西方国家来更为迅猛。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非常期望成为一个知识驱动（knowledge driven）社会，也想成为知识驱动经济体。

比如，中国正在海纳百川地吸引科研人才，我自己就是“千人计划”中第一批引进的海外学者。

日报：根据你在中外大学工作的经验，你觉得要成为研究型大学，我们的高校还有哪些有待提高的地方？

林奎斯特：这个很难说，比如，我有一笔500万元的科研经费获批，但会有人告诉我这笔钱应该怎么用，这样就会形成限制。这反倒让这笔钱变得难花了。

我想一些资金和设备没有得到恰当的使用，这是个问题。

日报：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更多中国本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来说，他们与诺奖或远或近？

林奎斯特：你说诺奖？早晚的事。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超越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当然，美国无论是在高校资源上，还是在科研环境上都更先进，美国有很多出色的大学。我觉得中国会努力朝着高校科研良性轨道发展，中国和美国一样，从来不缺天才。

去行政化和去指标化

日报：中国高校一直在探索去行政化之路，你会对中国的大学校长提出什么建议？

林奎斯特：我说一下我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吧。在中国，指标压力太大，而这些指标往往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数字无法衡量你在学术上有多优秀，在中国通常会看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等等，这些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曝光的负面案例给年轻的科学家错误的引导，这些都不会孕育出正确的科学观念、先进的科学和好的科学家。获得学术承认很重要，但如果为单纯的数字所裹挟，就变得南辕北辙了，会将学术发展引入错误的轨道。

我还想说的是如何塑造一个鼓励研究、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空间。但我们不应苛求中国。你们正处于和美国以及欧洲不同的阶段，中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则经历了各种变化，中国的起点比较低，现在处于井喷式发展的阶段，比如科研预算增速。有些领域则需要继续迎头赶上。

日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外高校融合，比如上海纽约大学。

林奎斯特：我想国际学校、国际交流很不错。早在几百年前，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就和利玛窦这样的西方人士进行学术交流。如今的徐家汇依然有着这样的历史痕迹。他们让中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相融合，几何学的引入就是他们的贡献。

科研去功利化

日报：你怎么看科研应用？

林奎斯特：我的感觉是很多科研似乎都必须和产业产生一点关系，都必须是有用的，这在某种是程度上来说是好的，但到底怎么来定义“有用”？

很多突破性的科技发现在成果诞生之初都不尽有用，其后才显示生命力。知识和发展是在“有用”之前的。如果太唯“用”是图的话，就会错过诺贝尔奖和重大发现、发明。

日报：我们说的是科研去功利化？

林奎斯特：不能绝对化，我想可以对纯科研和产业相关科研投以同样的关注。在美国，有很多高校，公立的、私立的，各种研究所，他们资金充裕，但并没有将“有用”作为目标，而是为了深层知识和学术研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很重要。

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以及如何开发核能，但他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创造有多少可应用性。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他的研究吗？“有用”不是科研最基本的驱动，当然如果科研能转化为产业创新力量也是很激动人心的。我想这是问题之一，美国的大学也并没有将“有用的科研”摆到第一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