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新里程

编者按

我们朝夕相处的城市，明媚时清新可人，阴霾中面目可憎；我们衡量生活的标准，精神物质并重，迷茫却也成了常态；心灵之泉汩汩不竭，但我们为何稍不留神便进入烦躁程序？激荡奥运令人身心愉悦，但杂音绕耳，其中亦有蹊跷。从心灵到身体，人们苦苦追寻，新气象已初露端倪。神龙不见尾，关于中国人的生活、愿望和理想，请出专业人士指点通往神清气爽新生活的通途。

幸福新里程

当媒体扛着摄像机或走街串巷、或在演播室抓住一切机会寻访“幸福”的时候，你似乎很难看到一个肯定自己幸福的人，即便是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人们似乎越来越意识到 “幸福”是比“财富”更接近极致的追求。地区之间GDP排名引来的关注也更多地让位于宜居城市的评选，“幸福指数”之类的指标越来越显著地被提上施政议事日程，折射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变化。

中外先贤都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对幸福有着自己的论述。当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数字也成了人们解读幸福的一种方法。数字为媒，人们对幸福不同的感受、多元的看法得以被比较、被评价，进而被解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NH（国民幸福总值）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

进入21世纪，英美两国都致力于研究一种评判民众幸福感的价值体系。200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学者曾对 “幸福指数”这一概念进行探讨。“至今，据我所知，除了不丹，世界上都还没有一个国家将“幸福指数”作为一项政府宏观统计数据向民众发布。”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邢占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道。

在中国，邢占军是较早将幸福感与指标、指数联系起来研究的学者。1993年，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生活满意感”这个概念。之后，他完成了以“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2004年开始，邢占军主持的两个研究项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与“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调查。前者试图测量一种主观感受，而后者则偏重于寻找构成幸福的客观因素。

接受采访时，邢占军更多提到的是“生活质量”，而不是“幸福”。 “最近‘幸福’这个词太热了。幸福这个概念既具体又抽象，含义太多。我更愿意提的概念是‘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是体现‘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他看来，所谓的生活质量其实是主观感受与客观条件的统一。

“幸福”如何测量？

第一财经日报：请问，“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与GDP不同，它何以能够被“测量”？

邢占军：按照国外幸福指数研究的传统，幸福指数所测定的幸福，并非形而上学以及生活形态层面所指向的“幸福”，而是科学层面所评价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一种指标。幸福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体验，这种体验绝不是抽象的体验，而是一种具体的体验，它可以通过一组极具针对性的指标来加以评价的。如果采用一定的抽样技术取样，对特定群体的幸福指数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群体层面上的带有倾向性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感的构成、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主体条件和环境因素都有客观规律可循。

日报：现在，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公布关于“幸福指数”的排名。评价体系不同，得出的结果完全不同。共通的测量工具与评价体系是否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找到？

邢占军：到现在为止，政府层面的统计还不多见。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将“幸福指数”“幸福感”之类的指标纳入统计之中，据了解现在将之纳入政府统计项目的国家只有不丹。但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的与这项指标相关的有两个：“小康指数”与“发展与民生指数”。地方政府在尝试统计类似的数据，比如说广东省推出了“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地市进行了核算。

我不敢说自己的测量是完善的。在学界，围绕着“幸福指数”的标准也有很多。但毫无疑问，在我们国家推出一套普遍认可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对此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日报：寻找统一测量标准的最大难点在何处？

邢占军：首先是要对幸福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客观标准比较容易解决，但主观标准有很大的相对性，幸福感与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等都有着很强的关联性，需要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关键是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搞清当前中国人幸福感的结构、内涵，并能够操作化为一套具体的指标体系。

日报：根据你的研究，在中国，构成”幸福指数”的主要指标又是什么？

邢占军： 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中国人的幸福感（即主观生活质量）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我们称之为享有发展体验和身心健康体验。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操作化为10个具体指标：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

这些指标都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从2009年开始我们承担了国家统计局研究基地项目，开始对构成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进行了研究。我们用福利（well-being）来界定生活质量，目前已经提出了由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政治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构成的一套衡量我国居民客观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日报：你刚才也提到，“幸福感”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文化背景相关。那么，中国人相比于其他国家可能有着怎样的特殊性？

邢占军：比方讲，在对幸福感的测量中，我们就必须注意中国人更看重家庭的重要性，“成家立业”仍被今天的多数中国人视为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而在一些西方文化中，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加强。

“富有”与“幸福”的距离

日报：在你的研究中，“个人财富”与“幸福”呈现何种相关？GDP与“幸福感”呢？

邢占军：我们的一项研究曾经重点探讨了“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通过抽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现阶段的中国，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关系比较密切，收入高对于幸福感的提升还是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各级公共决策者应当关注民众收入水平，尽管近年来民众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社会保障的滞后和生存压力的加大，收入仍是制约当下多数中国人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但就衡量地区财富的“GDP”而言，情况则不同。现阶段的许多研究表明，幸福感与GDP并无直接联系。

日报：应该如何去看待“国民幸福指数”？

邢占军：幸福指数与GDP发挥着不同的评价功能。“幸福指数”是用来检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使得政府能够在决策中有所调整，更多发挥的是一种诊断功能。公共决策者要避免落入“幸福陷阱”，应当意识到：一旦人们的一些要求得到满足，就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或者其他方面的需求出现。所以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对幸福指数要进行合理定位，应避免走进幸福指数崇拜（像GDP崇拜那样）误区，直接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