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没有飞起来

苗炜本人的路数，不管评论什么，先要来段故事。那就讲个真实的故事，先前我在微博上也提过：当年《译文》杂志因故停办的时候，时任执行副主编的我接到一位读者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开口就说，这么好的杂志办不下去是因为没钱吗，缺多少我们攒份子成不？我不认识这位读者，就觉得声音里透着真急了的意思。说了一通以后我才反应过来，这位是传说中的苗炜。我在那条微博最后讲了句煽情的话：文艺青年里最可爱的型，就该是苗师傅这样的。

杂志终究停刊。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真正意识到这件事能说明什么中心思想——直到看完《寡人有疾》。说实话，一个总是被亲友团（包括我）预设为在文学界玩票的作者，在他的长篇处女作里究竟能积攒出多少爆发力，真得原原本本地读完这本书以后才会有概念。苗师傅长得比通常意义上的严肃作家帅一点，写作速度好像也快一点，这种局面导致我总是忘记他曾为一本发行量只有几千的杂志关张而叹息，我总在潜意识里低估他对于文学的认真。

有人说苗炜的好没有超过《故事会》的好，我觉得这话也对也不对。在任何时代，把故事讲得有说服力都是小说的优良品质，于今时今日则显得殊为难能——礼崩乐坏，上帝退休返聘基本赋闲，读者对“真实”或“虚构”（这一对其实是连体婴）的信任基因早就已经突变了好几轮，你还怎么有勇气和能力既把故事的大小关节嵌得严丝合缝，又自始至终讲得兴高采烈？在我看来，在学会掌握难度系数达到《故事会》的规定动作之前就比照着马尔克斯玩自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幸好苗师傅没这么干。说这话也不对的意思是，我在《寡人有疾》里分明看到了小心铺排结构、拿捏分寸的努力，有一套不可谓不精密的设计，使文本前后贯通地展示作者完整的观念——这种话说出来很乏味，打回原来那个比方就是：如果你自诩为评委，就不能因为人家没刻意起个大师范，没有朗声微笑自报5156B，再加上看起来表情松弛，就硬说人家没有设计具有原创意义的动作，没有超越《故事会》的地方。有文本在那里，有什么没什么，终究是赖不掉的。

三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的中篇组接成长篇，这样的结构在现代小说里并不罕见，可以写得特别妙也可以写得特别水。一般衡量这种结构是否成功的标志，得看它们互相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有不少作家殚精竭虑，就为了在A故事里埋一颗地雷，到B故事里挖出来再埋回去，到C故事里终于爆炸。我读《寡人有疾》时也在不自觉地找那颗地雷，似乎那块在第一个故事里压死诗人卢照邻的墓碑和第二个故事里金国军官崔立下令给自己立的石碑依稀有点地雷的功能，但这块碑并没有在第三个故事里出现——因为安不上，作者也不想勉强。渐渐地，我发现作者专注的并不是细节上的前后呼应，他的视点选在更高更飘的地方：你在第一个故事里没想明白的问题，也许直到第三个故事才豁然开朗，然后你回过头重读第二个故事，突然就发现第一遍读的时候漏了关键的那个扣。并不是情节里藏着具象的钥匙和锁孔，而是那种似曾相识而又有发展有反转的思维方式在让三者之间互动——互相刺激、互相补充，于是故事与故事相视一笑，默契于心。

作者在序言中说，自己在评书和相声的叙事方式中找到了特别舒服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走，他能写到“从心底开出花”。其实这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弄得我从三十多页就开始担心到后面会不会漏气。事实证明，非但气没有漏，而且我一直能清晰地看到作者努力不让局部地区过于膨胀以防爆裂的痕迹。所以，哪怕是唐朝的先知在监狱里预言一千多年以后的议会制度，民国的老中医在谵妄状态下由电椅推想到“将来还会有电脑”，都在作者限定的逻辑框架里活动，并不显得特别离谱。那种时不时往未来穿越一下的手法，不是抖个包袱那么简单，或者仅仅等同于一声“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叹息。从技术上讲，它更像是在提醒读者，小说里装载的时空是会“适量”地溢出边界之外的，溢出的部分也构成了故事与故事的纽带。当唐朝长安城中的百姓都看到一头大象奔跑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它最终会飞起来——如果读过苗炜的前一本小说集《黑夜飞行》，你就可以想见，作者需要抵挡多少诱惑，才没有让大象插上翅膀，而只是让一个患帕金森症（这种病也是被“未来”追认的）的老汉跟在它身后飞奔，直到一头栽到护城河，构成此次大象出逃事件中唯一的意外死亡。我喜欢这样讲究分寸感的“意外”，它达到了一种让人在将要大笑的时候突然沉默下来的效果。

除了第二个故事略有西式小说多点叙事的影子，《寡人有疾》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线性叙事，对其中涉及的历史背景也有耐心的铺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顺便钩沉一下“新生活运动”之类的知识点。构成难度的也许反而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的意义焦虑——故事写得越顺溜，对于一部分读者而言，这种焦虑就越显著。直接阐述小说的主题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那我也学习一下苗师傅，讲一句名言，引一段名著，你可以认为什么都说了，也可以认为什么都没说。

塞内加说过，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如果每个人都得喝一种心灵鸡汤的话，我想这一碗对我最有用。

《红楼梦》三十六回中，宝玉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功劳，猛拚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袭人不等说完，便道：“古时候儿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

这段话里有偷换概念，有“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的犬儒，有很难辨析的反讽，无论在哪个维度上政治都很不正确。可我一直把这段话看成是这部大荒山无稽崖上奇书的主旋律。于世无用是古今中外文人心底的隐痛，正如医者面对循环往复的症候油然而生的荒谬感。在到处都要计算能量是正是负的人世间，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给这种隐痛提供最后一块栖息的场所。你信吗？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