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夜

1997年6月30日接近子夜时分，当我到达崭新的香港会展中心新侧厅时，无情的雨水把我淋得浑身湿透了。在那里，我们观看穿着得体的、白色制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升起鲜红的中国国旗。在会展中心外面，英国皇家快艇不列颠号载着查尔斯王子和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顶着阵阵大风和滔滔波浪，驶离维多利亚港。

第二天，庆祝活动在出奇的宁静中举行，因为香港居民开始适应香港经过156年英国侵占统治后回归中国的形势。三天前，即在6月27日，香港股票市场上恒生指数上涨到15196点的高峰。

然而，世界在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

泰铢在崩溃

1997年7月2日星期三早晨4：30左右，泰国银行（BoT，即泰国中央银行）开始打电话向当地和外国银行高管发出重要通告：允许与美元挂钩的泰铢汇率浮动。十多年来，泰铢与美元比价一直是25比1。到这天结束时，泰铢币值在在岸交易中大约损失14%，在离岸交易中损失19%，于是泰国银行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临时援助。

1997年5月初，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已经预测到泰铢为了帮助本国提高出口竞争力而可能贬值。5月8日，伦敦广泛谣传5月13日之后，泰铢汇率浮动幅度将会扩大。事实上，5月13日到15日之间，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人们大量抛售泰铢，使泰铢受到了投机性的巨大打击。泰国银行呼吁地区中央银行给予干预性援助，它还通过禁止当地银行向外国公司提供泰铢，谋求在境外市场实现流动性紧缩。借贷给外国人的泰铢隔夜拆借利率飙升到1000%~1500%，据说结果使对冲基金遭到了高达3亿美元的亏损。

泰铢投机者借进日元为自己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付出的贷款利率为3%，而他们以泰铢存款形式投资，靠隔夜拆借银行利率获得的年化收益率大约17%，他们从事的这种业务就是利差交易（carry trade）。然而，自1997年5月1日以后，日元对美元升值12%，这就增加了投机者进行利差交易的融资成本。5月22日《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说：“在泰国的泰铢战斗中，利差交易者如坐针毡”，但是，这已是自1995年1月墨西哥危机产生外溢效应以来，第三次对泰铢的重大投机性打击，前两次发生在1996年7月和1997年1~2月。

保卫战

海啸和地震往往发生在最薄弱的地壳断层，冲击波传播的范围逐渐扩大，但是震级会逐渐降低。

在7月2日泰铢汇率允许浮动的同一天，菲律宾比索已遭到投机者猛烈攻击，迫使菲律宾中央银行拿出543亿美元保卫比索。

根据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加比·辛森（Gabby Singson）在1997年7月中旬会见《亚洲周刊》记者时的说法，菲律宾中央银行仅在7月头十天中就花掉了158亿美元，将近其国际货币储备的八分之一。

7月11日，菲律宾中央银行迫于无奈，允许比索汇率浮动。在几个小时里，比索对美元汇率暴跌逾10％，跌到2945比索兑1美元。菲律宾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后者在7月18日答应给予10亿美元财政支持。此外，在同一天，印度尼西亚的中央银行——印度尼西亚银行，为了预防对本国卢比的攻击，自动扩大了官方干预的幅度，从8个百分点增加到12个百分点。

马来西亚的林吉特于7月8日遭到攻击。大约一周后，即在7月14日，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宁愿允许林吉特对美元贬值，也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救援。

对泰国的救市方案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8月11日在东京召开会议之后，8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了总额为170亿美元的对泰国救市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40亿美元）和其他多边或双边机构都提供了援助。

非同凡响的是亚洲的团结程度：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保证各自向集合储备金斥资10亿美元，日本捐助40亿美元，是最大的一笔钱，而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分别承诺5亿美元。令人注目的是，美国和欧洲竟毫无救援，仍然一味坚持透明度原则，要求泰国银行必须披露它的远期外汇合约。对比之下，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墨西哥的一揽子方案总计约500亿美元，而美国保证另行提供2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由于还没有互联网和黑莓接收器，我得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市方案的消息。回到香港后，我很快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顺利地获得地区性帮助来集合资金，因为在上海会议时就做好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但结果非常不好，以当时日本大藏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神原英姿博士和当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蒂姆·盖特纳为首的西方财政部长们控制了这次磋商，亚洲中央银行家被排除在核心之外。讨论亚洲借贷协定的希望最终落空。

我打电话给好友贾雅瓦博士（他于7月31日担任泰国银行行长），问他为什么外国银行不暂停放贷，他回答说，银行不能暂停放贷是实施这个一揽子计划的条件之一。我在电话里向他指出这个一揽子计划的矛盾之处。

我决定打电话给以日元先生而名闻天下的神原英姿博士，先前我多次访日就与他结交。他答复我说，G7（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组成。部长级会议的决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把责任担当起来，日本银行应当暂停对泰国的放贷业务，但他无法说服欧洲银行或美国银行暂停放贷。

接着我打电话给斯坦利·费希尔，他不仅是贾雅瓦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而且是我于1989~1993年间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的上司，其时他任首席经济学家。他解释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磋商银行暂停业务方面没有自己的合法立场。显然大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靠性，加上亚洲充当泰国的后盾，这就足够扼制亏损了。

于是我突然明白，我们亚洲人真的碰上大麻烦了。

[摘自《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作者沈联涛（时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删减，标题及文中小标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