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莱斯纳：为《蓝》、《白》、《红》谱曲

在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颜色三部曲当中，《蓝》讲述了一个关于音乐家的故事。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女主角因为一场车祸痛失丈夫和爱子，在葬礼上，有一段贯穿全剧的音乐响起。这首《欧洲统一颂歌（Song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在剧情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导演给作曲家虚拟了一个名字：梵·德·布登梅尔（Van den Budenmayer）。

这个虚构的荷兰作曲家成了电影音乐创作者兹比涅夫·普莱斯纳（Zbigniew Preisner）和导演之间特有的默契。他几乎在两人每一部合作的电影中留下痕迹，也成为许多情节相互连接的重要线索。

在2013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6日晚的演出中，由作曲家本人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几部重要作品配乐选段，包括《十诫》、《白》、《红》、《蓝》、《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不同于惯常的古典交响乐，全场演出的不同曲目之间几乎没有间隔，随着急剧起伏的旋律线，观众仿佛置身波兰电影大师的哲思世界，集体沉寂到完全忘记为现场演出献上掌声。

“我在安排曲目的时候故意按照电影的次序，让观众像看电影一样，所以也不喜欢有任何打断和干扰。”普莱斯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观众刚坐定，台上的竖笛手就站起身吹起一阵凄凄婉婉的旋律，作曲家兼指挥轻手轻脚地走到舞台中间，踏上指挥台；然后，交响乐团才开始奏响。“我想用戏剧的方式开场，因为这毕竟不是古典乐。”他说。

普莱斯纳1955年出生于波兰。他被视为当代最杰出的电影配乐家之一，却并不是音乐专业出身——他在雅盖隆大学主修历史与哲学，之后自学了音乐。

遇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两个年龄相差十几岁的人一见如故，成了关系十分亲近的好朋友。那时，刚出道的导演并不懂得配乐技法，普莱斯纳也不懂导演镜头，但他们都了解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往往在一番关于哲学概念的探讨之后，普莱斯纳已对一部短片所需要的音乐胸有成竹，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也能从中提炼出音乐与画面结合的效果。

形成默契之后，导演通常都会在编写剧本时把所需音乐的情景和感觉事先记录下来，作曲家就开始着手创作，剧本完成之后，音乐也大致成形了。这样的工作方法比后期制作添加、短期赶工显然要耗费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但也因此令音乐与电影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里，主角在唱歌时心脏病发作倒在舞台上，而她所演唱的咏叹调正来自“梵·德·布登梅尔”——他用了但丁《神曲·天堂篇》的拉丁文诗句作为歌词，在女中音与合唱的铺陈之下，女高音如同天籁般升如入云端。也让她的生命在歌曲的最高潮处戛然而止。

199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一次心脏病手术中去世。面对挚友的突然离世，普莱斯纳曾经说“自己的一部分已经随着他也死去了”。后来他创作了《亡友安魂曲（Requiem for My Friend）》来悼念朋友。

如今，58岁的作曲家还在继续用音乐和电影的方式探讨关于生命与宗教的问题。在采访结束之后，他说也许过一会儿去尝试横渡一下黄浦江。记者看看那不苟言笑的脸，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对话

我畏惧着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在演出的时候，曲目之间没有停顿，这是不是你有意为之？希望观众可以像看电影一样去欣赏音乐？

普莱斯纳：可以这么说。我也不喜欢有任何打断和干扰。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不一样，不会动不动就来一首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作品。电影音乐都必须短小，而且充满画面感；如果想象中的画面对不上，那音乐感觉就不同。

日报：这次开场的竖笛，以及竖琴的独奏都在你的作品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你会特别倾向于使用某几类的乐器吗？

普莱斯纳：不一定。我只是在这几部作品里用了这两个乐器。古典交响乐要有整体的架构、大计划，电影音乐则需要在各种各样的乐器中选取合适的去表现某一段，钢琴、大提琴都可以。其实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找寻那个“大性格”，大音乐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大性格。如果一个人心智强大，那么他通常都会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音乐常常与情感联系在一起，怎样表达情感就反映了这个人的才华水平。

日报：你在大学学的是历史和哲学。这是否是你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默契合作的重要原因？

普莱斯纳：如果你是专业作曲出身，那就会特别关注技巧，把很多精力放在怎样铺陈、怎样处理细节。但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聪慧的，而不见得要心灵手巧。我的头脑是开放的，关于文学、哲学，和一切事物。如果你很蠢，那么你做出的音乐也必然是愚蠢的。

日报：学哲学成就了你？

普莱斯纳：哲学会让人打开心胸。当然最好的体验是生活本身，但生命很短；即便你一辈子活得像天使一样完美，你也无法知道所有的东西。有人在我们之前活过了，有了不同的经验，写了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去利用、思考。我特别喜欢那种想要表达一些东西的人，有的人具有丰富的幽默感，有的人心智健强、清楚地知道未来会朝哪个方向走。

日报：在其他音乐家身上，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普莱斯纳：没有什么特别的，偶尔一两个会激发我的灵感，那些古典作曲家的东西我听得并不多。我年轻的时候倒是特别喜欢平克·弗洛伊德，而且我还为他们工作过。他们曾经开过一次演唱会，有8万5000名现场观众，我负责指挥乐队给他们伴奏。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音乐的种类，只在乎是好还是坏。

日报：你最喜欢阅读什么样的文字？

普莱斯纳：我很喜欢读记者的日志。他见证了波兰所有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非常有意思。我还很喜欢一个法国哲学家西蒙·薇依（Simone Weil），非常有才华，甚至从中学到很多关于音乐的事情。她在一本书里写过：最好的音乐是静默。因为静默需要有头有尾，如果想去聆听这段静默的话，你必须首先为它做好准备。作曲家为了达到这段静默，需要在之前和之后都放上一些声音。

日报：你是个很严肃的人吗？

普莱斯纳：不是。也许我在作曲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因为我常常对未来感到恐惧，总是努力把未来以最好的方法组织好。当你认识了很多人，失去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情到底是如何运作之后——比如说国家机构里面有如此之多的冲突，波兰、欧洲、埃及，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这样——如此之多的问题，却仿佛都找不到解决的方式。我会感到非常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