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间中国面孔变迁

在“时代肖像”展厅转一圈，你不仅会对过去30年的当代艺术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透过艺术家的眼睛、大脑和手，也似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大的国人形象。

在这个模糊的形象中，有张晓刚、何多苓、刘野那空洞的黑眼睛，有岳敏君、方力钧那腐坏虚伪的咧嘴笑，有曾梵志的白色面具，甚至王兴伟那干脆没了五官的球状头脸。

策展人李旭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特别强调了展厅一楼作为主题展重要补充的特别项目之一：“30年小事记”，走廊两面墙密密麻麻罗列着文化艺术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中国这么些年经历的事儿实在太多，有些年份发生的事情看起来特别有意思、耐人寻味。”他说，“经历那么复杂的时代背景，肯定各种表情都有，不可能以一种表情来定调。”

于是，你还可以看见罗中立《父亲》脸上的沟壑沧桑，刘晓东《盲人行》卖肉归来者的墨镜，常青《钟点工》拿到过年红包的开怀。它们都仿佛来自你周围，又仿佛就在你身上。

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独立组织策划的大型展览“时代肖像——当代艺术30年”，即日起至11月10日对外展出。展览将以肖像为主线索，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录像和摄影等作品形态，全景式呈现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

以肖像为脉络

“‘当代艺术’在民众心目中有时甚至不是什么美好的词，这个展览立得住的原因就是有历史的沉淀。”李旭现任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这座位于曾经的世博园区、由旧电厂改造而成的建筑，是中国第一个公立的当代艺术机构。

也正是因为机构的特殊身份，使得这次关于当代艺术的回顾展尤其受关注。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它获得官方认可的进程缓慢且时有反复。虽然近几年来，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机构都以不同的形式与跨度做过回顾展，但单就当代艺术本身并且跨度长达30年这两点而言，这还是国内首次。

美术史专业出身的李旭，非常清楚这样一个回顾展通常会使用的脉络：编年、风格、人物、地域，但这些都对艺术家、展览作品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受限于人力与预算，他最终决定用“肖像”这个主题。他试图以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角度“一刀切到底”，展现时代的断面——无论“星星画会”、“伤痕热”、“乡土热”、“理性绘画”、“八五新潮”、“新生代”、“政治波普”，还是“玩世现实主义”、“女性艺术”、“新古典主义”、“新文人画”、“卡通一代”，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重要思潮和流派都在整体结构上有所反映。

展览的主题展部分，划分了5个分支单元。“通过策展人的梳理，把每个艺术家关心的局部问题分成单元——像做文件夹一样，把浩如烟海、一个个零散的东西做成较有针对性的文本。”他说。五个部分从“具体的人”、“内心世界”、“身体语言”、“社会形象”一直到“未来生存”，层层递进。观众可以从艺术家用古典学院派手法所描绘的农民、少女，逐渐地观赏到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等更陌生的媒介语言。

“把三十多年当代艺术的来龙去脉讲出来，观众就能了解如何从主题创作走到现在的状态。比如何多苓、周春芽现在都在继续创作，但展出的是他们以前的作品。从头开始说，才让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李旭说。

“30年小事记”

主题展参展艺术家有117人，作品共212组，近千件。除了主题展，展览还有三个特别项目，把历史视角、文化背景和社会关怀引入这个视觉艺术展览。

在曾经举办过的肖像大展中，绘画往往成为唯一形态，而这次展览用各种媒介表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各个侧面，并尝试引入历史文献、影片放映等内容。特别项目“30年小事记”以年表的方式综合回顾中国当代文化史，以30年来视觉艺术的重要事件为主线索，结合了对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等主要文化艺术门类的梳理和呈现。“艺文中国”是48集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访谈式纪录片，访谈对象包括崔健、徐冰、张晓刚、许江、蔡国强、谭盾、丁乙等。纪录片在展场内开辟专门空间陆续循环播出。

特别项目“大芬肖像”则邀请了深圳大芬村60位画师，请他们为自己画像。

在博物馆一楼的某一面墙上，并置的这些自画像与同层其他成名艺术家的代表作形成鲜明的对比。据李旭在开展前几日所获得的回馈来看，有人觉得不适应、有人则觉得很感动。蔡国强曾经在外滩美术馆做过“农民达·芬奇”的展览，让草根画师进入所谓“艺术殿堂”的做法，有时候反而会给人带来特殊的感受。

“这个展览是关心人的，需要最后是鲜活的、有具体名字的人。”李旭说。大芬村的客家聚落由于其惊人的油画产量与销售量，吸引了数千名全国各地的画师——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着美院落榜，或者家境贫困负担不起艺术专业学费的经历，但又不肯放下画笔去做别的营生。

“艺术家所画的很多都是不真实的、想象中的人，比如夏小万那一组仙佛妖魔，都是根据想象而改编出来的形象。而这些画家的自画像都是具体的人，既有具体也有虚拟，大概可以把关于‘人’的问题说得更全面一点。”李旭说。

艺术家与“人”

参展的艺术家，既有如“30后”的靳尚谊、“40后”的罗中立和“50后”的陈丹青，也有如陈可、曹斐、鸟头等“75后”、“80年”的艺术家。艺术成就和年龄虽然并不完全成正比，但这种对比往往在同一主题下变得颇为有趣。

比如在“身体语言”单元，当艺术家超越面部开始要研究人类肉体，展厅一边是靳尚谊经典学院派的人体油画，一边是徐震跟“没顶公司”根据古今中外各种典故资料提炼的一整套有益身心的健身操视频。一边是张洹那著名的“生肉行走”巨幅照片，一边是邱志杰年轻时代拍摄的一组“文身”观念摄影作品。“30年必须讲老的也要讲新的。参展艺术家最早的出生于1930年代，一直到1980年——跨越这么长的时间段，我要把不同年龄段艺术家对肖像的贡献展现出来。”李旭说。

而从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数目来看，中坚力量俨然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年代的特殊性使其经历丰富，进而集体爆发。改革开放年代正是他们步入大学、社会，形成价值观的年纪；同时这也是第一代直接享受到市场泽惠的艺术家，成功之后不会受到太多资本的困扰；另外，他们也是国内第一批做装置、视频、多媒体的人。

1967年出生的李旭，尤为懂得他们的优势所在，“‘50后’多是文革以后头几批的美院毕业生，风格定位比较早，因而有持续新贡献的人越来越少；但‘60后’不断地往前奋斗，不断有新的创作欲望。”

他提到1991年在“新生代”群展上推出的“新生代”艺术家：刘小东、喻红、赵半狄等。这些人所代表的“60后”艺术家面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也面对开放带来的境外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因此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从代际交替看，他们之前有劳模一代、知青一代，之后则有卡通一代；他们这个“新生代”，要表现的就不再是宏大叙事、集体关怀，而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他们想过最平凡的生活，改变了原来的表达方法，如刘小东把弗洛伊德的绘画风格带进来。

从“群体”到“个人”，基本上就是三十年来发生在文化界最为重要而明显的特征。“中国人逐渐从单一的、穿着同样服装、有着同样表情的人，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贴标签地把中国人看成单一群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旭说，“三十年变化的剧烈程度、复杂程度，国际上非常少有——这是中国独特的现象。直接以写实的形象来表现人，这在中国从来不缺资源。”

而在这个主题下出现这么复杂丰富的文本，更是支撑中国当代艺术关注“人”、关注“人性”的无尽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