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很容易，快乐却很难

企鹅出版社新近给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重新出版了一套单行本，封面图都出自著名摄影师——例如英国的兰金、西蒙·罗伯茨之手。《鼠疫》的封面是海，白色的浪纹细密如织，层层向远方推进；《堕落》的封面是一双男人的脚踩在岩石一样的地面上，石上的裂纹和浅坑里还积着发亮的水；《反抗者》的封面是夜晚亮红色的爆炸云，右下角站着一个渺小、模糊的人影；《局外人》的封面是棕红色大地上的一轮太阳，灿烂而透着一丝不祥——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象征了。

百年加缪，加缪百年。虽然没有扎实的统计数字，但加缪一定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现代作家之一。“我们选的这些封面，想给出一个有别于以往的对加缪的图解——我们想改变人们对加缪的印象：从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主义者，变成一个审美的感官主义者”——企鹅的美术总监吉姆·斯托达如是说。他所说的“以往”，是指众多拿抽象画充当封面的版本，它们把加缪往晦涩的远处推去；好在读者自发地发现并选择了他，发现了他感性、精确、肺腑的一面，并拥抱他，如此，加缪，作为一个以往的名字，才能获得恒定的生命体征。

中间状态的人

还血肉于他，是共识，也是需要。2010年加缪五十周年忌辰时，《经济学人》发表了篇文章，题为“荒诞王子”，将“荒诞”冷冷的哲学意味同“王子”的人味甚至性感合在了一起，文章举出了该年新出的三本加缪传记，其中，法国老记者何塞·朗奇尼的一本，从加缪人生完成的一段旅程入手，从驶离普罗旺斯，直到抵达巴黎，其中的各种片断，与他的一生曲折际遇联系在一起，掺杂了作者想象性的闪回。一个文人，后世的读者参与他的人生，心身相随地重来一遍，这样的待遇，可比迁入先贤祠有意义得多——那年萨科齐政府想这么做来着，后来因为加缪的子女意见不一而作罢。

加缪的情人是受众最大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是他的母亲，他在遗作《第一个人》里展示了一种无人能及的能力：把亲情写得刚劲纯阳，还不失忧郁的诗意。阿尔及尔的一个工人阶级聚居区，卡特琳在一套没有卧室、没有水管子也没有暖气的二居室里抚养两个儿子，她保存着一个饼干箱，里面装着一块来自一战战场，夺走了她丈夫性命的弹片。他的老师路易·热尔曼，愿意免费教他读书，说服加缪的奶奶把他送去中学；直到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自己的头上，加缪都记得热尔曼，将他的受奖演说献给自己的老师。

《第一个人》如果得以完稿，它就将是一个寻父故事。但加缪的人生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小说虽然只写了十几万字，它中断的地方，像是一个精巧的手术的结果，一个阶段刚好结束，而下一个阶段尚未开始：“生活在这块没有祖先，也没有回忆的土地上，在他之前的人都已经逝去，而且更为彻底，在这块土地上，衰老无法找到任何方法可以治愈它……他今天终于体会到生活、青春、生命从身边溜走，这一切他丝毫无法挽留，只有放弃它们，在盲目的期待之中，这么多年来，这种隐约的力量一直支撑他度日，永不枯竭……”再往下，雅克或许就将踏上寻父之旅了。

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有形的人和想象中的人，必死的预期与活下去的热望，加缪将他笔下的人物时刻置于中间状态，坐拥一些财富但又感觉到它们的压力，既热爱一样东西，同时又想逃避它。像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加缪，这位“工作中的艺术家”（短篇小说《约拿》的副标题），以近乎一意孤行的身姿弹奏他淋漓澎湃的生命组曲。这真的很神奇，一个作家能赋予与自己有关的所有故事以充沛不歇的元气和“人味”；更神奇的是，在加缪去世后，法国知识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介入文学”退场，结构主义、符号学、新小说派、后现代主义陆续登台，文字的体温骤降，作为“人”的作者遭到了文本的反扑和绞杀。像罗兰·巴尔特这样的代表性文人，就连个人生命都是文本化的，像一纸说明书，围绕着它的工作就是阐释再阐释，解读再解读。

肉欲与自然

在灰色的理论面前，加缪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他是不需要阐释的，虽然他那两本哲学著作，以及小说《堕落》也相当晦涩，可是任何人都能宣称得到了一些什么——无论是西绪福斯的隐喻，还是《反抗者》中对革命幻象的批评。你若想做一个及时行乐的人，加缪是一份能让你欣喜若狂的思想资源，他就是一个崇尚肉欲的人，因为肉欲与自然的山川草木相连，填补了他在一个贫穷、无知、沉默的家庭里，精神世界的空虚状态；你可以宣称自己像加缪一样，早就看透了世界的无意义，因此才做一些寻求意义的事情；你也可以直接引用他的话来证明寻乐的正当。“想要英雄主义很容易，”他说，“快乐却很难。”

这里没什么讽刺的意思。加缪并非一个私德楷模，1954年，他的妻子弗朗辛还因他屡屡跟别的女人上床，于绝望中险些自杀。对妻子不忠，似乎很难用特殊的童年、肺结核、独特的戏剧人格或者俊朗的外形来辩护；然而，一个职业文人能娴熟地利用文本中的替身来为自己挡箭，甚至可以将个人的经验作一番非道德化的处理。小说《堕落》的主人公克拉芒斯集中了多个人物的形象，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克拉芒斯坐在阿姆斯特丹圈形的运河之中，犹如置身《神曲》中的地狱，当他承认，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无法不回头时，加缪就是在忏悔——或者说开脱自己的罪过。

但这些都融入了他的传奇。即便在生前，绯闻也是加缪蓬勃生命力的一部分，一直在给他加分。这是一个无法不惹人陶醉的形象：他对生命之荒谬可悲的认知是真诚的，他对男欢女爱、碧海蓝天的享受与歌颂，也是真诚的。无论是写下最消极、最沉痛的言语，还是表达豪情壮志，他都给人留下同等的好感。关于荒谬，他在《西绪福斯神话》里写道：

“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

明明描述的是让人绝望的处境，却写得如此诗意，好像欣赏一般。《局外人》是《西绪福斯神话》的小说版和美学版，一轮北非的太阳所制造的“午后之死”，以及莫尔索在临刑前夜的狱中独白，让我们看到无意义的死亡也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壮烈的：“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最大的不幸和幸福，就此奇妙地焊接在了一起。1938年，他在给萨特的《恶心》写的评论中重申了荒谬哲学积极的一面：“有一类写作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一点：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谬性不能作为目的，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

工作中的艺术家

加缪身上集中了太多的悖论，互相矛盾的因素。一边是无意义的、悲剧的荒谬感，另一边是属于生命的积极的美；一边是肺结核病，另一边是游泳、足球、搏击，各种他参与过的体育运动；一边是常常挂在嘴边的阴影，另一边是清晰的希望感。他的每一本书里，差不多都有这种互相矛盾、互相映照的多组意象。

《经济学人》的文章这样评价他后来的公共知识分子生涯：“历史证明，加缪在20世纪如此众多的重大道德问题上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他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与纳粹作战，他在冷战中反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他与萨特因为古拉格问题而决裂，等等。”而在我看来，“正确”与否未必是第一位的，加缪的可贵，体现在他对人道原则的坚守、诚实以及言行的一致上。因此，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厚赞他是一代法国文人中极少见的有担当的人：“加缪用责任取代理性。事实上，他的作品表明了一种责任伦理，是专为用来反对信念伦理——他同时代人的标志和污点——而设的。”

但加缪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栽了一个大跟头。1956年以后，他陷入一个“忠孝不能两全”的窘境，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都是他的情感所系，双方剑拔弩张，他无法站在任何一边，只能来回奔走，徒劳地促进两方的和解。雷蒙·阿隆正确地评价说，加缪空有书生气，缺少现实主义的政治视野。

复杂的现实压过了单纯的良心。他只能以一个终极悖论来打发一切：我的答案是，我不是一个能给答案的人，“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对一个作家期望得太多了。”他萌生退意，不再做公知，撤回到“工作中的艺术家”的角色里。这样的结果其实早有预告，一个诚实的公知，到头来会发现他真的无力判断所有重大的事情，并一一表态。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一些日本作家给他写信，希望听听他的观点，加缪回信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在别人为毁灭而奋斗的时候增益自己的创作。自人类有历史以来，正是这种漫长、耐心而隐秘的努力，真正代表了人的进步。”

然而，今天的人仍然想要答案。他们被加缪的作品和道德感所打动，仍然深信他能够代表“正确的一边”。在数得上的世界级公共知识分子里，加缪被人放进假设句“他若活在今天……”的频率无疑是最高的，因为人所困惑的问题，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人曾经诉诸消费来抵御无意义感的侵蚀，事实证明这是饮鸩止渴。到现在，无意义已不再是一个主观感受，而是石头一样的事实，而道德在诸多强力博弈争斗之间的价值，前所未有地稀薄了。

罗伯特·扎雷斯基在他的加缪传记《生活的诸元素》中就这样发问：“我怀疑，加缪若是活在今天，会不会在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阵营里感到自在，那两批人都宣称受到加缪的启发。”当然不会，他还会保持他过去的样子：一个局外人，一个流浪者，总是对自己的状态不满，世界总在刺激他去理解时代和同时代的人。至于该怎样去回应之，或者说怎样做好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也很幸运，在去世之前得出了人生的终极教训：“唯一真正‘介入’的艺术家，不拒绝参战，但他至少要拒绝参加正规军，而依旧当个兼职人员。”注意，是兼职人员，不是业余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