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亿消费者发力家电汽车下乡

早晨，汤坊崖村农民彭连勋拉着1吨废旧金属上了路，要送到7公里外的汤头镇。他开着自己的五菱荣光，心里记挂着到镇上是不是该弄些年货。2009年11月，彭连勋买了这部车，新车上路还有些舍不得。

　　车子改变了彭连勋的生活。这辆五菱荣光在他家倒是“一车四用”：主营业务收废品，间或给自己家的杂货铺进货，一家四口也有了代步工具，平时还能租给村里搞厂子的人。

　　汤头镇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该市唯一的五菱经销商——临沂华舜在2009年卖出了24880辆车，平均每月超过2000辆，这几乎相当于很多4S店一年的销量。

　　去年，五菱销量逾100万辆，成为国内第一个年销量逾百万的汽车品牌。“汽车下乡”政策功不可没。

　　为对抗经济下滑，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以期开发农村市场，刺激内需。日前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推动“建材下乡”。工信部还在酝酿“纺织品下乡”、“宽带下乡”等一系列措施。

　　这些政策在为厂家扩大销量的同时，也惠及民生，正在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品质，并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

　　村里小马路有点拥堵

　　彭连勋今年43岁，家里还有老婆和一儿一女，人均耕地才8分，要是仅靠种田生活，一年忙到头最多是收支平衡，碰到坏年景还得贴钱。“这年头，谁家还靠种地呢，都得忙点别的。”彭连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一直以来，他种田之余在村里收废品，赚几个钱贴补家用。两年前，女儿考上大学，儿子也上了初中，经济压力陡增，彭连勋开始往外跑买卖。“最远的地方去过东营，还是搞废品，不过专门搞金属。”

　　虽说东营离家不远，毕竟出门在外。“一个人就得开销1万块呀，还不如回家，一样是做买卖。”去年11月，彭连勋用积攒下来的钱，在村里开了间杂货铺。

　　那时，大家对第二年的汽车优惠政策是否能延续心里还没谱，彭连勋咬咬牙买了车，告别了原先的那辆三轮。虽然规定载荷在800公斤，拉上1吨有“超载”嫌疑，这辆五菱荣光跑得还是挺欢。

　　彭连勋可能不知道，2009年，全国微型乘用车卖了225万辆，仅山东一地就卖出了23万辆，占到了10%，也就是说有近20万家庭迎来了微车生活，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汽车让他们摆脱了农用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的生活。

　　去年年底前，汤坊崖村又有5户农民买了微型车，村里的小马路一时间有点拥堵的感觉。

　　“农村包围城市”

　　2009年是国内汽车政策频出的一年，重点惠及农民的有三条：1.6L以下排量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优惠政策、旧机动车以旧换新政策。

　　三大政策中，“汽车下乡”作用尤为突出。以5.1万元的五菱荣光为例，“汽车下乡”能够帮助农民省去5000元；而购置税减半，又省去2500多元；但“以旧换新”政策促进作用不明显，农民原先的旧车品种庞杂，一无车牌，第二并非机动车，很难置换。

　　去年3月1日至年底，国家财政安排50亿元，对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实施报废，换购轻型载货车以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微面，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加上购置税减半，这全都落实到了彭连勋身上，就是前面提到的7500元。

　　彭连勋在外打工，一年挣2万，开杂货铺，他一年打算挣1万，7500元不是小数字。“流程也很方便，把材料交给经销商，他们都办好了，钱就打到我卡里了。”彭连勋表示。

　　此举大大激发了农民购买汽车的积极性。

　　山东临沂华舜五菱总经理李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正在参加临沂市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台的节目，在这档早晨9点～10点的直播节目中，李勇向听众郑重道歉，他们订购的五菱车也许在春节前也无法到店。

　　“整个2009年的缺口很难精确统计，可能在5000辆左右吧。”李勇对本报记者表示。临沂华舜是上汽通用五菱在山东的第二大经销商，而在潍坊是第一大经销商，2009年销量逼近3万辆。

　　“2009年，广东、河北、山东这些沿海省份增长算是比较慢的，相比较而言，四川、湖北、陕西等内陆省份，微车销量都翻了一番。”上汽通用五菱销售公司总经理杨杰对本报表示。

　　提振内需根本之举

　　微型面包车，这种原本只能拉6个人的小车，在成为中国农民谋生手段后，开始了“72变”。

　　在临沂街头，微车成了一道风景线，他们拉着生猪、饲料、狐狸皮、化肥或者人，走街串巷；他们蜂拥在各大客运汽车站门口，承担着农村出租车的角色；他们还被农村各家各户间借来借去，形成了最原始的租车形态。

　　原先农村5～10公里的活动半径，也被一下子延伸了50～80公里。在这个半径上，农村起码和乡镇是无缝衔接的，生意在镇里，生活在农村，因为车子的缘故变得稀松平常。

　　2009年，五菱成为国内第一个年销量逾百万的汽车品牌。这个销量背后，杨杰觉得国家政策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真实需求被激发了出来。从老三样（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新三样（冰箱、彩电、洗衣机），再到新新三样（房子、车子和电脑）。

　　目前，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多是农民，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大致为1∶3。但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这严重制约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等机构编写的《中国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城乡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差距持续扩大。去年12月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18.6%，环比提高2.1个百分点；而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15.4%，仅比上月提高1个百分点；两者增速差距达3.2个百分点，较上月扩大达1.1个百分点。

　　商品下乡政策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民消费，但无法对农村的消费结构和水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能力，才是打开9亿人口的农村大市场的根本之举。

　　今年的“一号文件”还提出，通过打破户籍限制以及推进小城镇建设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变成市民，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将对提振内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