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国富国穷》

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五六百年前，地球上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二者之间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在欧洲，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能先后称霸全球，尔后又逐一衰落？《国富国穷》一书是戴维·兰德斯教授的传世之作，在本书中，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将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揉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事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分析和论述。其基本观点师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又有所批判和发展。因主旨宏大、思想精深，被誉为“新国富论”。透过本书，不管你是否能在国富国穷的背后，寻找出一些人类历史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但你总会有所得，正如作者在书的最后所说的：“没有奇迹。没有千禧。没有天启。我们必须养成一种持怀疑态度的信仰，避免教条，努力明确目的并使之逐渐完善，选择更好的手段以促其实现。”

《国富国穷》

作者：戴维·兰德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价格：62.00

出版时间：2010-01

戴维·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学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著有《时间的革命》、《摆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等著作。

01

大自然的不平等

历史学家不能为取悦当今而抹杀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得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

在美国，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及其门徒研究了地理特别是气候影响人类发展的途径。尽管他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但他却使地理学得到了坏名声。他走得太远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响乃至文化影响都归因于地理。最终，他按照气候的差别划分文明的高下，并且将最佳文明归因于有利的气候。然而，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亨廷顿不过是在回应着伦理地理学的传统。哲学家很容易把自然环境与人类气质联系起来（以及冷热之间、冷静沉思和热情洋溢之间的明显对比）。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与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在喜欢用人种学的观点确定行为与性格的知识界，这种自得的分析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理智、并反对令人讨厌的群体对比时，这种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誉。然而，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然而，在地理学中，这种字眼俯拾皆是。简言之，地理学带给人们的是坏消息。

可是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富国多位于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多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新近的著书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们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历史学家不能为了取悦当今而抹杀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02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

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欧洲是幸运的，但幸运不过是一个开端。一千年前的人绝对意识不到，欧亚大陆西端的这块凸出部分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那时，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然而，五百年之后，这种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欧洲曾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直到10世纪才从中解脱出来。据称，正是外来危险的消失才促使欧洲走上进步和发展之路。经典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机遇和安全条件俱备，增长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碍，就自然会发展。其他人则争辩说，免除入侵之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企业进取精神，但企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且，中世纪的欧洲不乏对这种进取心的阻碍。要了解这一进程的主要特征，就必须把中世纪看做地中海—希腊、而后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欧洲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近代欧洲之间的桥梁。在中世纪的年代里，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社会诞生了，并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致压榨过重，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03

发明的发明

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

在技术和科学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谜—尽管已故的李约瑟和其他人作了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来澄清这个问题。例如，这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工业比欧洲要早得多；在纺织业上，中国在12世纪时已经用水力驱动的机械纺织麻纤维，比英国工业革命知道水力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早500年；而在冶铁方面，我们被告知，中国早就懂得使用煤块和焦炭作为燃料，在风炉里熔解铁块，到11世纪末中国已年产12.5万吨生铁——700年之后英国才达到这个标准。

谜在于中国未能实现其潜力。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学识是逐步积累的：很显然，一旦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我们看到了中国计时技术的后退；同样，纺麻纤维的机械并未用于棉纺，后者从未达到机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铁也随着整个冶铁业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当前所有常规解释都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国的经济缺乏技术进步呢？历史学家认为对西北欧工业革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几乎都在中国出现过，但它对生产技术并无重要影响。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未曾出现罢了。但短期看来，这无甚大用。

如果中国人拥有和发展了像17世纪欧洲那样的对实验和开发的狂热，他们很容易在原始 机械的基础上设计出高效的纺织机械……蒸汽机的发明并不容易，但对在宋朝就发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响”的中国来说，这并非不可逾越的困难。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没有人进行尝试。在大多数领域里，农业是个重要的例外，早在科学知识的匮乏成为严重障碍之前，中国的技术发展就停步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