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梁思成的大屋顶检讨

另一方面，更具悲剧性的是，梁思成将毛泽东对“民族文化”的倡导，作为自己探求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政治基础，这到1955年初，被证明完全是梁一厢情愿的解读。

可以想象，梁思成当时是多么惊愕。梁经过1949～1952年的思想改造，不惜将自己于1930～1949年间发展出的对现代主义的热情一概否定，遵从“一边倒”国策，响应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他在1940 年代开始摒弃的布杂体系，为在中国设计折衷主义的“ 民族形式”提供理论支持（1953年的“建筑可译论”）和形式演示（1954年的想象中的高楼和街景图），影响了一些中国建筑师在1953～1954年间设计出一批“大屋顶”建筑。梁思成如此彻底地改造自己，为的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将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和学识，重新放置到两个他自认为无比坚实的政治基础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的倡导和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方针。可突然间，到了1955年初，这两个基础都不复存在。

一方面，显然，斯大林的建筑方针已被赫鲁晓夫否定……另一方面，更具悲剧性的是，梁思成将毛泽东对“民族文化”的倡导，作为自己探求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政治基础，这到1955年初，被证明完全是梁一厢情愿的解读。毛本人对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探索丝毫不感兴趣。不像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上台后对“民族形式”的倡导，既涵盖文学艺术，也对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有明确指导意见，毛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开始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了抵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探讨和文艺表现上的欧化倾向，为了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众所周知，毛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民族性探讨极为关注，但他对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却从未发表过任何系统见解，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他仅有的一些零星的建筑言论中，深谙中国古典历史、哲学、文学的他，流露出的只有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当代“民族形式”探索的鄙视。1955年，他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既费钱也不好看”。1958年，他说古城北京和开封的房子让他“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由左至右）华罗庚 老舍 梁思成 梅兰芳

据披露，毛曾埋怨：“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后，毛对梁的不满日益积聚，除了不喜欢梁对“大屋顶”的倡导外，还有另外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一是针对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选址，从1949年底到1950年中，梁思成和陈占祥极力反对苏联专家在北京旧城中心设置的提案，力主在整体上保护旧城，在西郊另建新市中心区。而毛本人也想将中央政府设在旧城中，要将北京旧城全面改造为社会主义新城。梁、陈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实际上也在抵触毛本人的想法，这显然使毛不快。据披露，毛曾埋怨：“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还有，针对北京旧城改造，梁思成自1950年起反复呼吁要保留北京古城墙、城门和牌楼等城市遗产，这又与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激进改造北京的想法频频形成冲突。毛于1953年一个报告中谈到“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号召要坚决抵制。他举例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毛还在后来1958年中央南宁会议上奚落道：“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5年的“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将梁树为中心批判对象，无疑有多方面不公：全国范围的建筑浪费原因有很多，不能全归于“大屋顶”的设计；而梁本人只提出一些宽泛的“民族形式”理论指导和形式示范，对全国各地大量在设计上跟风、水平参差不起的“大屋顶”设计无法负全责，等等。梁思成在1955年初口头认错，同时也感到委屈：“……但也自以为我对民族传统的运用的理论，并不是苏联那样硬搬古典遗产的复古主义，而是设计人员不懂中国建筑，乃至一般建筑设计的原则。”然而，富于悲剧色彩的是，梁根本没看清一个更大的图景：除经济上反浪费外，毛对梁的批判，既是毛对梁的城建思想不满的大爆发，也是毛在1955年掀起中国学术大批判运动中的一小部分。而1954年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建筑方针的抨击，又为毛批梁起了催化作用。

在全国报刊、建筑界和清华建筑系的一片声讨中，梁思成于1955年5月27日抱病写出《大屋顶检讨》。文中他首先检讨自己在北京解放六年多来，虽没做过一座具体的房屋设计，但通过清华大学的教学、参与北京的城市规划、写文章（包括主编《建筑学报》）和在各处演讲等活动，传播了一套建筑“理论”，“严重地影响了许多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错误的方向。”他总结该“理论”的错误主要在两大方面：一是在创作上，片面强调建筑的艺术性和“民族形式”问题，认为“民族形式”不仅要体现在构件和装饰上，也要从整体轮廓线乃至平面配置上获得。他据此倡导建筑师们学习运用中国建筑的“法式”和传统形象，作为他们创作新建筑的基础；二是在城市规划上，他主张尽可能多地保留古建筑和保留古城风貌。梁说他的错误主张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在大学教学和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建筑审批中都只专注于“脱离内容的形式美的欣赏”，而不顾经济性和舒适性；在北京都市规划上，为保护“城市风貌”，不顾恶劣的交通状况，“顽固反抗拆除”门楼和牌楼等。

梁还在检讨中再次系统地批判自己的建筑思想历程——这是他在1951年所写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和1952年所写的《我认识了我对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的更新版。梁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时期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思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又被另一种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迷惑，自以为它是对前者的批判。而他在那期间所编撰的《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实际上起到供折衷主义建筑师们设计时抄袭模仿之用，显示出他仍未忘情于折衷主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积极响应苏联专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但因为未能学好马列主义理论，未能领会好苏联建筑的精髓，因而仅仅把自己从前在“科班”里学到的折衷主义又重新搬出来。总之，梁思成从1920年到1955年的建筑思想历程，都在他自己的检查中被统一冠上“形式主义”标签，一概加以否定。

最后，梁思成检讨如何自视为专家，不服从党的领导。他检讨他在与彭真争论时曾“狂妄”地说：“在这些（建筑民族形式）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他还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我竟然认为领导六亿人民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把自己的专业同革命事业割裂开来。”他供认这“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全是缘于他的阶级出身和由它而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最终他感谢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揭发了建筑中的偏向和他的“理论”的错误。表示“必须在思想上同我过去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设计思想划清界限，坚决地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

（本文节选自朱涛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经理想国授权独家刊登。文章题目为编者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