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关”的机遇与挑战

左手拿着汉堡，右手拿着牛奶，秦雯每天早晨7：30准时汇入到民乐村滚滚人流中，赶在8:30前抵达“关内”的新闻大厦写字楼。

清早从村里出发，傍晚时分从“关内”返回，类似秦雯的民乐村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0万，而且每年还在以1万人的速度递增。而随着深圳撤关扩容后的一体化洪流悄然来袭，这个距离福田中心区最近的关外村落，正在大规模地承接着来自“关内”的年轻白领。

撤关影响深远

尽管经济特区已经延伸至深圳全市，但民乐村的人们仍然习惯沿用“关内、关外”来界定区域范围。

这个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从2010年7月1日起将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在此之前，一道东西全长约90.2公里的边防管理铁丝网线把深圳一分为二。

撤关扩容之后的深圳经济特区面积扩大了5倍，接近香港面积的两倍，大大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而官方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深圳特区内可开发利用土地面积只剩下20余平方公里。此举对深圳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享受到一体化红利的，还有民乐村的原住民。因为村子的整体形象提升，大批高素质人口常居于此，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目前民乐出租屋的房租一直引领整个片区，房子的出租率也高达80%以上，而且租金收入也在不断翻倍。

更重要的是，撤关扩容为深圳实现统一规划提供了可能。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蒙敬杭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特区扩容不仅仅是拓展了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决“一市两法”和城市二元化的问题。

在此之前的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但特区立法只能在特区内施行，而不能适用于经济特区之外。此后的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又赋予深圳市“较大市立法权”，但同时要求必须与广东省立法、国家立法保持一致。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倪星向本报表示，“一市两法”是一种政治分隔，给深圳的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公民权益保障带来诸多难题。事实是，特区内外居民在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待遇迥然不同；特区内外工伤养老保险、交通管理等方面也因法律适用不一样而存在差异；此前深圳最低工资水平上也执行两种标准。

各区功能再定位

即便深圳撤关扩容后的城市一体化趋势在不断加强，但秦雯还是希望能在“关内”工作。说起这种现象，在龙岗布吉开办了一个电子制造工厂的张伟感慨颇多。他向记者表示，不仅仅是一些高素质人才不愿意来“关外”工作，就连很多企业也同样存在心理障碍，不愿意将工厂或者总部放在龙岗。

但随着特区内外一体化的推进，原关外的区政府开始强势介入引导。目前，宝安、龙岗、光明新区及坪山新区开始大力推进产业和城市转型升级，提出淘汰低端传统产业，转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原特区内的罗湖区和福田区靠拢。

龙岗区甚至酝酿了“18条”政策加快低端产业退出，并拟定低端产业企业淘汰名单。取而代之的是用“28条”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及现代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网络信息等现代服务业。

张伟对原关外各区集体淘汰传统产业的做法并不认同。他认为，由于区位和资源优势不同，各区应该错位发展，而不是竞相追求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目前围绕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在政府、企业、社区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博弈。”

显然，各区发展定位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深圳撤关扩容后日益凸显，并带来诸多现实影响。尤其是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七大城市中心之后，深圳各区之间如何实现错位发展和良性竞争成为紧迫命题。

此次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三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格局。

这意味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突破空间限制，向更大范围拓展深圳发展空间需求，打破过去特区内单一中心格局，并强化了深圳下辖七个行政区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对接和区域辐射功能。这一格局在根本上决定了各区在撤关扩容之后的发展定位各有不同。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许重光在8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这一轮总体规划批复后，我们还需要慢慢解读这些内容，包括如何分解每一个地区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它的布局要求。”

一体化难题待解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今年的党代会报告中指出，目前深圳面临六大深层次问题,其中包括特区内外发展不协调,二元结构依然突出。

直接困扰深圳撤关扩容的还是交通设施滞后。秦雯说，她期待这些难题能尽快解决，因为她每天上下班至少要在路上花费2个小时。更难过的是，民乐村周围没有购物中心，也没有电影院，更没有漂亮的大公园和高档餐厅。如果秦雯以及其他白领们想要享受这些，只能颇费周折地前往福田区或罗湖区。

在深圳特区撤关扩容政策的推动下，数条连通关内外的市政道路从今年开始兴建，连通关内外的地铁四号线2011年也将会正式启用，而地铁五号线、六号线乃至广深港高铁，也将在不久后通车。

按照规划，民乐片区即将兴建一座比肩福田区的COCOPARK的带电影院的购物广场。在龙华片区，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多个大型零售巨头将入驻。民乐村所在宝安区政府也正在努力改变这种差距。

但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认为，相比物质层面的东西，内在软性的隔膜短期内更难破除，比如公共服务均衡化。他此前曾经在深圳做过调研，结果显示“关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关外”的2倍，而“关内”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关外”的4倍，两者在法律、社会服务、人口结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

让张伟最在意的，还是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的一体化。他说：“尽管在原特区外投资兴业营商成本可能要低于原特区内，但企业看重的是整体环境，市场环境的差距可能使得企业更愿意扎堆原特区内。”

在很多人眼里，“关内、关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并成为人们身份识别的一种特殊方式。原特区内的人天生充满自豪感。这种因历史和制度造成的割裂，短期内仍难以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