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命，应该决绝

止庵曾以一句话定义自己的生活：“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四者之外，乏善可陈，凑合活着而已。”

他的阅读范围颇广，研究庄子、周作人和张爱玲，曾花费15年编著《周作人译文全集》。对他而言，读书这个习惯，就像每日晨起洗漱一样简单自然，“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一件事。”

2014上海书展，止庵带来母亲去世三年后沉淀而成的回忆录《惜别》。而聊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不是卡夫卡和庄子，却是俄罗斯作家格拉宁的纪实文学作品《奇特的一生》。

“对我影响最大，分两个层面。一种是思想上的影响，我的世界观多得之于卡夫卡，人生观多得之于庄子。另一种，则在生活态度上影响我。”对止庵来说，《奇特的一生》所叙述的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的一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彻底震撼了他，“这本书给我一种焦虑感，提醒自己不要浪费生命。它把我内心深处很深的东西给翻了出来。”

对时间与生命的焦虑

1979年，止庵还是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的学生，读书的速度远比新书出炉的速度快，“那时候书店一星期就来两三本新书，一出我就买。”

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就是在“逢新书必买”的情形下进入止庵视野的。这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仅168页，止庵一气呵成迅速读完，“30多年了，这本书我只读过一次，但当时那种震撼，现在还记忆犹新。用北京话说，人不能‘晃’，不能虚度，打发日子地过。”

格拉宁在前言里就开宗明义，说他即将揭示的是任何行业、任何人让生活过得更好的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依据，就是他的朋友柳比歇夫留下的一本奇特日记。

这本书类似于报告文学，介绍柳比歇夫的一生。“其实柳比歇夫不是什么著名的科学家，也没干过什么不得了的事儿，但他有一套时间管理法。他每天写日记，坚持了56年，他去世后，家人发现他写的日记其实是一些时间明细账本。他每天详细记录自己所有的时间安排，把时间分为正值和负值。他每天统计，今天的时间正负值是什么关系，接着每周、每月、每年总结，并且每五年制定一个计划。”止庵记得书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多年后，女儿在父亲的日记里翻到她小时候的记录，发现柳比歇夫将自己与女儿闲聊的时间设定为“负值”，“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但这是告诫他自己，丢掉的时间他都要补回来。他的目的不是记账。因为有‘负’，要用‘正’补回来，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效。”

从1916年至1972年去世，柳比歇夫始终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天的时间支出，精确到每一分钟。除了时间统计法，他还严格遵守五条时间守则：不承担必须完成的任务；不接受紧急的任务；一旦累了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睡眠时间十小时左右；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格拉宁如此理解柳比歇夫的时间管理法：“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时间的急流对于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放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阴在冷冰冰地流逝”，“他的时间统计法不是一个节俭的计划工作者的预算，把他的时间统计法比作向时间作自我解剖更为恰当。”

“从古至今，人们都有一个愿望，怎么使自己活得更长。但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如何使自己生命里的有效时间更长。”止庵觉得，柳比歇夫的时间管理法让他从20岁就意识到，这一生该如何度过，“所谓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是否有效。”

《奇特的一生》带给止庵一种深深的时间焦虑，他最初的生死观也来自这本书。“你可以说我‘有病’，有时间焦虑症。对时间的焦虑就是对生命的焦虑，对生命的焦虑，就是对死亡的焦虑。生命由若干个小时组成，我们不知道死亡日期是哪一天，所以对时间没有感觉。如果能预知死亡，我们对生命的态度都会转变。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和时间，应该决绝，不能苟且。”

持续一生的读书计划

读完《奇特的一生》，止庵心中制定了一个远大目标，“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一生的愿望就是多读几本书。”

止庵对书籍有一种唯恐失去的占有欲。从“文革”走出来的这一辈人，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忽然失去读书的机会，所以从年轻时就闷头买书、拼命读书。

“我在读这本书时，正好认识了翻译家戴大洪，我们是买书的朋友，后来就拿一个小破本子列出要读谁的书、不读谁的书。有的书连作者名也不知道，没有中文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版。”止庵记得，奈保尔的作品当时就在他们的书单中，“后来我像守株待兔，不需要听别人推荐，守着想看的书，出来马上买。”在这张囊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大社科的冗长书单中，有些书至今没有出版，“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一直很清楚自己要读什么书，同时不断往里面插，增加想读的书。”

柳比歇夫年轻时就设定了研究昆虫的目标，并以难以想象的毅力管理每一天的工作进度。对止庵，制定读书计划，恰来自这本书的影响，“我不知道这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也不知道它是唤醒了我的焦虑感，还是给了我焦虑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怎么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更长、有效时间更长？必须读书，才不至于虚度。”

柳比歇夫有一些独特的读书方式。他在日记中写：“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他条件下良好。”

止庵敬佩柳比歇夫数十年如一日地抢夺每一分钟，“他坐公车时就读文学作品消磨时间，开毫无意义的会议时就做数学习题。”

止庵的读书方式，也显出一种强迫症式的焦虑。年轻时赶公交车，人多拥挤，无法捧起书，他就高举双手，将书贴在车顶抬起头看。飞机延误，手中只有一本《哈耶克自传》，宁可连读三遍，也不让时间留白。每天再筋疲力尽，靠在床头读一会儿书仍是睡前必修课。

“柳比歇夫的时间管理法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真的曾经教会我什么，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对待自己、时间和人生的态度。”止庵说，随着年纪增长，他对读书这件事也越发“势利眼”，“每天对什么书、怎么利用时间都很‘势利眼’。我觉得势利一点是对的。做什么不做什么，差别是存在的，因为你只有一次生命。27岁时我会想，活过李贺了；43岁，我活过刘半农了。今年我又想，鲁迅活了55岁零一个月，我现在已经55岁零七个月了。但是，你还要想想鲁迅55岁时干了什么事儿，你又干了什么事儿，于是就有一种压迫感。”

因视力原因，止庵的阅读能力正逐渐下降，“如果我能活到85岁，还有30年，一个礼拜读一本书，一年52本，30年只能读1500多本书。”家中藏书两万多册，止庵深感时间紧迫，“我得精挑细选才能决定看什么书。”

《奇特的一生》所传递的时间管理法，曾被视为成功学的经典案例，美国职业经理人一度将其视为教科书。止庵却很反感这种提法，“柳比歇夫一生完成了三四个人才能完成的著作和研究，但严格说，他并没有成功。他怎么挖掘时间的潜力，以及他的生活态度，比成功不成功重要得多。”

格拉宁写在书中的一句话更耐人寻味：“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