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必须”

似乎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老师口中必有几本推荐书是贴有“XX必读丛书之一”的标签；长大后，书店里和书榜上总是徘徊着“你不可错过的XX本书”等心灵鸡汤般的醒目标语。

1988年出生的褚煦一直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有“必读丛书”概念的出现。所以当《雷雨》、《朝花夕拾》、《骆驼祥子》、《边城》和《哈姆雷特》这些经典书籍再次摆上展台，他希望人们也再一次正视和质疑——什么样的事物会存在“必须”这个概念。

褚煦只是随意地选了这几本书，它们之间毫无干系，唯一的相似之处无非就是封面上或者书脊处那小小的几个字“XX必读丛书之一”。像很多学生一样，鲁迅的《朝花夕拾》是他最早的“名著”记忆，也是他最先选定的一本书。“那时候很小，甚至都不懂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只是看到了它有着类似‘XX必读丛书’的标签就买了，但是当时没读下去。”躺在褚煦书柜里的还有其他的“同道”，这些童年的回忆在很多年后整理收拾的时候，又重新生出了思想的泡影，迸发出了创作的火花。

在2014年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展上，多数的观众在他的《必读丛书》前流连了一小阵，或面带不解，或了然于心，几乎没有人查看一边不太明显的作品标牌。我随手翻了几页，毫无例外都是纸张单薄、字迹模糊，才发现一旁乱糟糟的透明胶带才是真正的“干货”。书本上的字跑到了透明胶带上，句子流畅贯通，却找不到首尾；书本变成了空盒子，依稀有字，却无从辨读。

相比在龙美术馆一同展出的其他装置，如周长勇的《姜戈》、郑焕的《一秒钟以后的细节》运用声光、3D投影等多样手法来表达，褚煦的《必读丛书》略显“寡淡”。“我的作品比较冷漠、冷静。观众看到它的时候好像没什么表情，这也是我希望得到的效果——引发思考而非享受视觉。”他强调。

实际上，褚煦选择这样一种看似不正常的行为——用透明胶带将书上的字粘掉（有时可用于学生打小抄作弊），让书的内容变成空洞的、一团乱糟糟的胶带，除了对抗强制性、命令式的思想灌输，还有调侃的意味。

“我把这些书上的字都粘掉，所花的时间远远多于看一本书的时间。为什么要用这么无趣的方式？这么多的时间都能把这本书读完了。”褚煦表示，观者通过这件作品对某些既定的规则产生一定的质疑，如果有这样的体验，有这样的怀疑，这个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

而他对自己也同样存在质疑。在中国美院雕塑系攻读了五年后，褚煦的毕业作品中没有任何一件跟专业相关。他说自己“成绩一般”、“兴趣不足”，但“转投”的方向又很不一。黄庭坚的名作《砥柱铭》在他的改头换面下，成了600余个二维码。不过，这些大小、间距都相同的印刷之作，似乎失去了书法的气韵，将笔墨之香还给了过往。

褚煦觉得这样好玩，他对既定的规则有着破觚为圆的焦灼。“我对着录像镜头，举着一个杯子不停往里面吐唾液，然后用保鲜膜包上，写上日期，整个过程持续8分多钟。你觉得是什么？”他问我。“吐唾沫指的是唾弃？”我的回答似乎没有切中他的下怀。“能言善辩和喋喋不休的人太多了，说话的举动客观上就是浪费唾液。我希望从这个动作出发，以不想说话的形式去说话，可能别人听不懂，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只要他们看到了，那我的话也就说出去了。”

《行为录像》实际上就是行为艺术的录像化，只是褚煦自觉还无法当着众人的面，坦然面对无数对像摄像机一样的锐利双眼。这组录像共有三部分，不过都没有名称。除了上述的第一段，捶打镜子直至破碎的那一部分，他说“自己有点做作，不满意”；用指甲在半裸的上身不停地划出一道道红痕的第三段，他则感叹“肉体上的疼痛才最为真实”。

虽然刚刚毕业，但褚煦的话语老练而实际，带着对现世的一点穷钻和质疑，也有自娱的心态，比如“没想那么多”、“二维码的东西只属于这个时代”，总有几分矛盾，在“想去做的”和“能去做的”之间不停徘徊。

“假如艺术有一个边界的话，那么这个边界在哪？”褚煦回答速度之快，让人怀疑这个问题他已经设想过多次。“当杜尚的小便池‘喷泉’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进了艺术展，登了大雅之堂，这个讽刺性的作品便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后世。”1917年，杜尚在一个男用小便器署上“R·Mutt”（某卫生用品的标记），送往纽约独立美术家协会美展厅，轰动一时。他解释道：“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具，予以它新的标题，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此，它原有的实用意义就会丧失殆尽，却获得了全新的内容（价值）。”

有评论家将杜尚称为后现代主义鼻祖，将“喷泉”称为“现成品”，表明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嘲弄，也表明一种新的艺术创造途径。杜尚之后，“现成品艺术”成了创造的一种方式，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开始消解。

“杜尚的作品正正好好地坐落在了那条边线之上，使得艺术的范畴又扩大了一圈。”褚煦再一次反问：“那么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更激烈地再去突破一次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