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亚洲开始独立思考

我的新加坡朋友、Kishore Mahbubani教授1998年曾写过一篇颇具争议的文章，题目是“亚洲人能思考吗？”我觉得这个题目相当扎眼——当然我们亚洲人能思考。不过，他真正的意思是，“亚洲人的思维能逃脱西方学术逻辑的窠臼吗？”我们大多数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西方人带到亚洲的那些无与伦比的理论、技术和制度，乃天下不二法门。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一夜间颠覆了我们的“成见”。西方世界那些皇冠上的明珠，诸如华尔街翘楚高盛公司也已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诈骗。对于那些一向对高盛公司的专业标准、创新精神、精湛技艺和道德操守高山仰止的人来说，眼前的事实振聋发聩。师者失道，吾人当自寻之。

一些迹象表明，亚洲人已经开始独立思考。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最近出版了新书《无处藏身：金融大危机和亚洲面临的挑战》。该书作者Michael Lim Mah-Hui和Lim Chin认为，全球金融危机须从三个层面进行检讨：理论和意识形态、金融行业实践以及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

该书通过多学科的视角审视金融危机，不仅探讨了有效市场假说如何在华尔街大行其道，还进一步解析了这种理论如何改变华尔街的商业模式，最终在过度消费的盛宴和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中走向疯狂的巅峰。

亚洲人曾在“亚洲奇迹”的虚幻中迷失，而后为其傲慢付出惨重代价。其实那些西方经济学和金融管理的泰斗在本轮危机爆发前又何尝不是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Lucas在2003年曾对美国经济学会声言：“防范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并且可以实际应用。”

2 0 0 4 年， 那位后来因“ 不惜任何手段”拯救金融市场而被歌颂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在他著名的“ 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指低波动和低通胀的经济增长时期）演说中说：“货币政策的改进不仅稳定了通胀，还降低了生产的波动性。”

彼时央行行长们感到庆幸，却忽视了亚洲提供的廉价商品和服务在保持低通胀的努力中扮演的角色。相反，2005年在他的另一篇著名演说中，伯南克认为：“全球储蓄的大量增长有助于解释美国目前的账户赤字，以及全球相对较低的长期利率环境。”

伯南克的逻辑让我十分困惑，因为这就像一个银行家把他自己的问题归结到他的储户储蓄太多。问题在于，如此之多的储蓄来自何方？答案是：储户从花钱大手大脚的银行家身上挣得收入。那么为什么银行家如此愿意花钱呢？因为长期实际利率太低了！

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为自己的低利率政策做辩护时，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由于国际套利盛行，截止到2002年和2003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显，各国的长期利率实际上已经和央行隔夜利率脱钩。”换句话说，央行已经无从影响长期利率，由这个逻辑引申开来，没有人应该对资产泡沫负责。

这正是两位作者指出的西方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失败和两难境地。

如果西方的学术思维和政策程式暴露出瑕疵，那么亚洲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两位作者在书中问对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整回答。不过，读者实际上可以从前任印度储备银行（RBI）行长Venu Reddy为该书所作的前言中找到几条解答。Reddy曾因主政RBI时不愿意过快开放印度金融系统而遭到投资银行的诋毁。但是此次危机之后，事实证明他坚定和谨慎的措施保护了印度免受金融陷阱和大量资本流动的冲击。

Reddy认为，后危机时代亚洲的增长将保持强势。随着劳动力资源的增长，教育和技能培训将成为主要挑战。因为有庞大的人力资源积累，亚洲可以成为国际金融港，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思想和创新方面的引领能力。

欲平天下必先扫其屋，要培育引领世界的能力必先有好的政治治理。Reddy预见到更紧密的区域合作，但同时提醒，世界经济格局要发生重大改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不会一帆风顺。诚哉斯言。

如果亚洲要赢得与西方更对等的位置，那么亚洲就必须有更多独立的和原创性思考。这些思考不是关于狭隘的亚洲价值观，而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和实践。《无处藏身：金融大危机和亚洲面临的挑战》的作者，在这个方向上提供了启示。(沈联涛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