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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2008年9月演变成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很快又导致全球金融海啸和世界经济衰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幸免或者独善其身。
两年之后,潮水退去,才发现海岸线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经在《大国的兴衰》中说过,一国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他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对于全球霸主美国,这个说法实在是个苦涩的现实。美国主导的8国集团(G8)在金融危机中自然深受其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将20国集团(G20)推到了前台。
G20走上前台
G20因经济危机而生,也因解决危机而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G20第一次峰会于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仓促召开,由于美国政府面临更迭,这次会议在准备和协调方面有欠周全,更像是一次试探。峰会虽然具体成果有限,但象征意义重大。华盛顿峰会除就全球救市达成共识外,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与发达国家平等讨论国际经济事务。
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G20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会议在救市、金融市场监管、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上取得了多项具体成果。9月的匹兹堡峰会则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治理结构上取得重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了5%和3%,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到巩固。
匹兹堡峰会结束后发表的《领导人声明》宣布,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峰会也将形成机制化。G8此后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席,转为主要关注国际安全、外交等问题。
“G20对世界经济的作用短时间内还很难取代G8。”《大西洋月刊》国际事务编辑马克斯·费舍尔(Max Fisher)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但是,G20机制化,加之新兴经济体将拥有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预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货币制度改革
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正是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使得危机愈演愈烈。为度过危机,美联储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国债来扩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但是对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世界其他国家,滥发美元意味着储备资产缩水。所以要求改革全球货币体系的呼声愈发强烈。
不过,本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冲击尚不足以改变美元的霸主地位。摩根大通外汇策略分析师杰弗里·列维(Jeffery Levi)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一方面,目前还找不出一种货币或多种货币联合能与美元相抗衡;另一方面,目前金融危机对其他经济体的冲击并不会比对美国的冲击小,相对于其他币种,尤其是欧元,未来美元仍会处于相对强势。”
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宏观经济见长的吉勒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教授对本报表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会分多个阶段。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超主权货币应该是个长远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近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短期目标应该是争取储备货币多元化。事实上,美国以外的各主要经济体都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努力。
美欧分歧
G20另一项重头任务是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大修,以免再有“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将全球经济拖入深渊。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都启动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
但是具体如何改革金融系统,美欧意见却不一致。“尽管美欧都赞同统一全球监管规则,加强全球政策协调,但美欧在具体改革措施与监管规则等主要方面存在明显分歧。”美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Ethan Harris)对本报说。
美欧领导人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制定“退出策略”以及确定“退出策略”的时间,同时又不影响经济发展并有助于财政和金融稳定。
中美互动
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敲响了警钟,过去10年里推动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奥巴马总统在今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要在5年内使美国的出口翻番。同时,中国也开始反思目前依赖出口的发展道路。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艾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向本报指出,中国政府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要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消费,让人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实惠;二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
那么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德里克·西塞斯(Derek Scissors)认为取决于中国的政策选择。他特别提出,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生产要素价格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软肋在于对能源和其他天然资源高度依赖,以及劳动力供给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因而,中国迫切需要降低能耗,建立一个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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