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隐士的美国人

“隐士”在现代近乎一个文学词汇，那种隐逸山野、落拓不羁、怡然忘怀、齐同万物的生活大概只能到武侠小说和动画片里寻找。莽莽山野间，隐士何在？

1987年，便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当时定居中国台湾的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开始了到中国大陆寻访隐士的旅程。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至终南山、武夷山一带，探访现代隐士的生活状况。一路所见所闻结合历史掌故写入一本名为《空谷幽兰》的书里。2006年，比尔再次出发，此番路程，为着他即将翻译的《楞伽经》作准备，又从北京向南，到广州华林寺、法性寺，转至香港竹林禅院，沿禅宗六祖开创的道场一路南行，只为经由舟楫劳顿的苦，体悟中国古代禅师的心路，一如他所精研的《楞伽经》，必须透过繁复、难解的经文，启开简单的道理——“修行原本是简单的事，随时随地问问你的心，管好你的心。”比尔始终带着温和的笑，言谈率性。

2010年9月底，一场秋雨过后，北京城天空高远，比尔挎着和尚用的禅囊走过湿漉漉的小路。在北京短暂停留之后，将去台北，比尔说，自己和几个外国朋友打算在台湾买地盖茅棚，“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是很好的木匠，我们相约每年去台湾小住修行。”

“茅蓬”是比尔嘴边经常出现的字眼，仿佛只要一个“茅蓬”人就能栖身，而理想的隐逸生活，无非只需一个栖身之地和维系生命的基本物质即可，但比尔说自己不是合格的隐士，“因为我最难放下的是配偶，我们有30年的婚姻。”他说着笑了。

现代隐士的生活

1987年，比尔在台湾为一个美国电台做事，做记者，当时翻译过《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书的他，早已有了到大陆寻访隐士的念头。比尔在台湾的记者生涯采访的最后一位人物是马英九，当比尔告诉马英九自己有意到大陆寻找隐士，马英九对他说：别浪费时间了，那里现在连一个和尚也没有，怎么会有隐士？

好在台湾首富之子王文洋资助了比尔寻找隐士的计划，给了他几千块钱。第一站是北京，此后，再不知该向何处寻。好在在广济寺遇净慧法师，净慧指点他：去终南山。

比尔知道终南山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早已心生向往。只是路难行，当时去往县级以下的路常常只是马车、拖拉机走的盘石路，路面坑洼不平，一天只能走30里，“但那次却是很好玩的旅行”，比尔鹤发童颜，每聊到路途上的事，处处是随遇而安的欢快之感。

隐士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每一天做什么？

比尔说，终南山和华山是隐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些隐士已经50年不下山了，说到“毛泽东”也全然不知。隐士们过的也是一种“群”的生活，有一个圈子，因为生活需要彼此照应。通常住在离最小的村庄至少一小时路程的山里，而隐士之间通过估算自己生活领地里所能从自然中获得的食物多少，划定各自的生活范围——彼此之间，通常有20到30分钟路程的距离。一定范围内开垦的土地，将够长出一年生活之需的食物，比如蔬菜、可食用的野果、草药收来换钱，购买粮食。

一年里，冬天没法食用新鲜的食物，于是需要腌制、储存。除了能从自然中获取的食物，生活所需的盐、大米或面粉、一点点布料——用以修补残破的衣裳或棉被，食用油和煤油则需要外界供给，通常来自周边村子里的农妇或亲朋好友、弟子的布施。

而比尔认识的一个比丘尼，种得7株核桃树，一年的收成足够供养自己的生活。

山林里的野生动物常来抢食，这是隐士们常常面对的生存威胁，因此，种土豆来得保险一些。比尔说，在终南山的西观音寺碰到的圣林和尚告诉他，西观音寺一带是终南山最好的修行场所，这里土壤好，阳光和雨水充足，长苹果、梨和柿子。有一次，一只熊把圣林和其他和尚赶到屋里，吃掉了寺庙柿子树一半的收成——那些柿子在院子里晾着。

若能接受艰苦、清简的生活，山林里的生活便是自得其乐的。每一天在天籁里醒来，风吹竹林，小和尚下厨房打理早餐，炉膛里的火苗声呼呼，间或有鸟鸣，还有人在斋堂外敲一根裂了缝的木头。清晨，劈柴、种地、采药，下午拜访邻近的隐士，老的隐士会教新来的隐士在山中生活的经验，或者道教的隐士教其他门类的隐士练气功，健身强体，抵御寒冬，晨昏则是打坐和读经，读得最普遍的是《地藏经》和《莲花经》。总之，不羁于是佛教徒、道教徒，来隐居者，多半发愿离开尘世纷扰，精进修行，参透无常，得心内的自由。

最后的路，你要一个人走

如今，定居西雅图的比尔每两三年会到大陆看望他的隐士朋友，再去台湾买书和茶叶。但隐士的行踪常常飘忽不定，为了看望某位旧交，比尔总得费尽周折。终南山的圆照比丘尼是比尔经常记挂的尼师，圆照年近90岁了，六世行医的她16岁出家，到终南山，圆照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死的好地方”，于是住下。比尔曾拿纸笔，求教圆照：“佛家修行的本质是什么？”圆照接过纸，放到一边，再无言语。两个月后，比尔回到台湾，收到圆照寄回的那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慈、悲、喜、舍”。比尔说：“她的书法清晰有力，像她的心一样。”

在比尔看来，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修行的路由此千差万别，“每一秒我们的念头和意见都不同，我们每个人的缘分也不一样，万物都有因果，有的人一辈子住在茅棚或寺庙里，可是一辈子也没有开悟。”比尔说，人在世上走，路途难免患得患失，心里的负重日复一日增添，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有些包袱却是一念之间可以放下的。

比尔觉得，大千世界，山野才是他精神上的原乡，每次来到山林，听蝉鸣或松涛似乎就接通了他少年时代在群山和荒野中生活的信息，而由中国返回西雅图家里的时候，他又会想起第一次离开美国到台湾的情形。仿佛时间一旦拉到一辈子的长度，就能让人看到因和果。

是1972年的旧事了，那年，比尔的父亲送他到洛杉矶的伯班克机场，掏出口袋里的200美元，加上比尔自己的13美元，就是他到中国的全部资产。当时，曾家财万贯的父亲已经破产，父亲的钱全耗在与母亲离婚官司的律师费上了。

比尔想，反正自己是打定主意要在台湾的寺庙出家的，“反正早已看破红尘，钱是麻烦事。”

比尔的父亲曾因抢劫银行与警察枪战，同伙都当场毙命，唯独父亲被打残膝盖，送到监狱坐大牢。

父亲出狱后，承包酒店经营，生意越做越大。在《禅的行囊》里，比尔回忆：“那个时候，父亲的钱多得就像大风刮来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钱都是他自己印的。”生活景况的大起大落，早已让比尔厌倦，“这一切看上去很虚伪，每个人不得不被权力、财富、强大的自我紧紧包裹着，太空洞了。”

少年时代最难忘的经历是11岁时，比尔的父亲把家搬到爱达华州，因为父亲常出差，雇了个叫威廉姆斯的人做助手，少年比尔认为此人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常常陪父亲在群山里打猎。“那时候，乔治·威廉姆斯就是我的禅师，而美国西北的群山就是我的禅堂，这也许不能算是一种宗教经历……不管怎样，是他把我带进了荒野，让我习惯了长时间独处的生活。二者都令我着迷。”比尔如是说。

最早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时，接触了中国的佛道经典，无端觉得亲切，且其中的话说得很深刻，于是开始苦读中文，比尔说：“中国人喜欢讲前世渊源，我最早学习中文时，学白话文时觉得有点困难，但学文言文却感觉很容易，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而中国，比尔最喜欢的地方是江西，“因为禅宗从这里开始。为什么禅到四祖时忽然发展起来？我有一个发现——是因为‘地方’，江西到处是高山间的盆地，四祖把房子盖在山间平地，有大房子，有大块田地，可以种菜养很多的人，四祖有了500个弟子。重要的是，江西在南部，北方民族不会来迫害，而唐朝很多做官的人被发配到南部，在那里修行，禅宗在那时发展了，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趋势，他们修行的方法不是在脑子里，而是在日常生活里。”

比尔透露，下一次旅行将会写作《诗的行囊》。结束大陆和台湾的行程，比尔又将回到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小村庄里的家，“我不是在中国，就是在家里”，比尔说，每天的生活以1小时的冥想开始，以一集“辛普森”电视剧结束，白天通常会到海边散步、喝茶、做饭。房子周围环绕着竹林，“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陶渊明，我的生活跟他有点像，不在山里，也不在城市里。”

对话比尔·波特

第一财经日报：你有一个观点“道德和政治的矛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核心。在你看来中国的隐士和西方的隐士所追求的事物有何不同？

比尔·波特：屈原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的隐士是社会很重要的部分，而西方的隐士与社会断然隔离，中国的隐士非常喜欢别人，他们修行为的是帮忙别人。

古代中国，儒家哲学就是走仕途的人的宗教，你要治理这个国家，首先得管好自己的心。今天的大学在古代是书院，是儒家修行的地方，他们相信要帮助国家，必须先帮助自己，“隐世”和“治世”在中国的修行者看来，是统一的。 中国的隐士与梭罗所写的《瓦尔登湖》中的生活不同，他们不是因为厌世而避世，而是为了入世而出世。他们隐居在高山里，只是为了悟道，不得不经过的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而西方的隐士，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彻底地离开社会、离开别人。

日报：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隐士”？隐士除了离开社会，还应该有哪些行为和心性方面的修持。

比尔·波特：中国隐士的传统从5000年前开始，最早的隐士是“萨满”，他们住到山里，找吃的，找草药，也打坐，他们离开社会，想要看破红尘，去山上寻求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都有这样的人，但隐士又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人，也可以是艺术家。他们必须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心。

我的一个教授朋友不愿意承认道家和儒家的人是隐士，只承认儒家的修行才是隐士。原因我也不知道。

也有人去山上住一晚、一星期，或者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来了，我听一个隐士说：如果不在山里过一个冬天，你不会看懂自己的心。所以，隐士不好当，不可以随便当隐士。他们离开社会一段时间，心里有另外的目的地，他们要了解自己的心。

日报：用禅来解释世界或者解释自己，跟用别的哲学解释有什么不同？

比尔·波特：禅不是解释世界，而是你自己的心。禅不承认有一个外面、有一个里面，禅的全部都是心，管的是你自己的心，外面的世界只是一个梦想。你之所以知道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就是因为你的心让你看到一个外面的世界。我们弄错了。

日报：20世纪以来，西方渐渐流行禅修，这种流行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背景？

比尔·波特：外国人，现在也包括一些中国人，都认为物质主义很重要。他们承认一个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有些外国人修禅就是浪费时间，他们把它弄成一种思想，把外面的部分看得很重要，比如修些花园，喝茶，也打坐，但是外国人，现在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修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习惯重视心，这是物质主义思想在作祟，他们把外部世界放在前面，而不是自己的心。

日报：面对世界种种不好的状况，在你看来是像怒目金刚那样火热地投入，还是低眉菩萨一样闭眼不看，哪个更有益？

比尔·波特：很多外国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哪里有地震他们就捐钱，可是他们的邻居生病没有钱看病，他们也未必会帮助，他们宁可寄钱到更远的地方，大部分人把他们的眼睛闭起来，如果他们打开眼睛，或许会发现邻居没有钱看病，需要帮忙。

一个修行人无法帮助整个世界，只能从帮助自己开始，一定是从自己的心开始，不一定说佛教、道教的修行是修行，无论你信什么，首先从你自己的心开始。

日报：在修行的路上，你对生命本相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比尔·波特：发现心是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二者是在一起的，它们会同时出来，你要不停地选择那个简单的，而复杂的心是个幻觉。

《禅的行囊》

作者：【美】比尔·波特 著 叶南 译

出版时间：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