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力变化与对外战略收缩

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日期临近，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度上升，两国学者的辩论集中在美国实力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下降、对外战略收缩等地缘政治问题上。

中美因国家体量大、均具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日益超出双边范畴，直接影响世界秩序的形成和国际格局的走向。中国的发展相对比较容易看清，而美国的实力变化及其对外战略收缩和调整的涉及面广、层次多，需要仔细研究和评估。“拍脑袋”、简单化、经验主义的做法，都可能导致战略性误判。

客观地认识美国实力和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认真分析美国近年来对外战略的调整，有助于两国形成相互的正确战略认知，采取相向而行的对华、对美政策，推动国际格局顺利、平稳地调整和转变。

一、美国实力下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崛起”（RiseOfTheRest）而言的，美国地缘政治优势犹存，全球主导地位没有改变。

上世纪末和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因“9·11”事件将对外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全球反恐战争”中，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大的战争，损失惨重，软硬实力均受到沉重打击。这两场战争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沉重负担。

仅2001～2011年十年间，美国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花费了12830亿美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高昂军费开支和国内政治成本，已超越其承受界限。2008年发端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重创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实力，更引发资本主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国内“1%与99%”的社会矛盾加剧。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奥巴马总统上台就是美国选民对前往政府内外政策不满的结果之一。新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美国朝野进行深刻反思，对内希望重建经济、休养生息，对外战略则适当收缩，调整全球布局，重点应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

然而，从历史的视野来观察，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引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如维持世界力量均衡、国际货币稳定、世界贸易投资开放体系运行、航行自由等。这一领导地位并未动摇。用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话来讲，美国力量近几十年来几次“下降”都属周期性调整，如越战、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等，并非绝对实力下降。

如今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等新兴力量的集体上升，这也是美国推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和信息革命年代，美国如今已无法单枪匹马地实现国际目标、解决全球问题。无论是保持世界金融的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还是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美国都需要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这已经不是美国的选项，而是形势使然。

二十国集团（G20）在金融危机后异军突起，成为大国合作的有效平台，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决定由G20取代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加五国机制（G8+5），挺身而出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战场，就是美国主动适应世界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与中国等新兴力量合作的结果，对新世纪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美国近百年来一直是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塑造者、主导者。现在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相对削弱，而其他国家在世界秩序调整中力量在上升，这虽然没有颠覆美国的领导作用，但确实对美国形成严峻挑战，需要美国对外战略做出相应调整，美国总体战略呈现收缩态势也在所难免。

美国战略调整表现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变化包括：一是外交整体收缩；二是调整重点，优化资源配置，优先关注亚洲，兼顾中东和欧洲；三是从解决问题转向危机控制和管理；四是借重盟友力量，减轻经济负担；五是以直接和间接制裁代替对外动武，在出兵干预上慎之又慎。

这些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来自于美国对当今世界的认知和战略思想的相应变化。国际秩序中力量消长意味着世界从冷战结束时的“一超独大”朝着“一超多强”的“多支点”方向演变，而且“多强”里面中国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国际格局多层次、复杂性增加，形成了“中美加其他”（1+1+N）的过渡性格局。

面对纷乱无序的世界和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美国在平衡中美合作与对抗、处理与盟友关系、选择合作伙伴等方面都陷入两难选择。其实，中国外交也存在越来越多的两难甚至多难选择。这是客观现实存在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近年来，美国对是否秉持战略收缩展开深入讨论，堪比冷战后美国战略选择的争论。冷战后讨论的是，美国是拓展势力范围、充当世界警察，还是收缩战略边界、确保自身安全。现实主义者主张战略克制，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自由主义派主张战略接触，外交上推崇美国价值观，安全上加强民主国家的协调，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

近年来美国反思全球反恐战争之得失，对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失去十年、而中国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快速发展内心情感复杂，甜酸苦辣、五味杂陈。目前，对需要战略收缩和调整，美国朝野各方意见大致相同，碰到的关键问题是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不少人士认为，冷战后美国对世界局势的误判导致外交战略发生偏差。苏联解体使得美国地位鹤立鸡群，然而单极世界不过是镜像幻影，其他大国崛起随之出现，美国试图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体系成为利益攸关者，但徒劳无益。美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过度扩张，使中国等新兴大国坐收渔翁之利。这些因素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秉持战略克制，收缩全球战线。

战略克制说的是，外交政策首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因而战略上要克制、有选择，不任性：一是不轻易动武，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冒险，同时削减军费开支；二是鼓励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在亚太鼓励日本和韩国等承担更多责任，以减轻美战略负担；三是在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有选择地介入世界事务。约瑟夫·奈说，未来美国将是“首要”但不是“唯一”大国。美国要结合软硬实力，推行艾森豪威尔在上世纪50年代倡导的“选择性战略”。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外交政策确实有周期性规律，收缩或扩张均属正常的战略反应。纵观当前美对外战略，的确在实行战略收缩，表现形式是“战略边界”的变动，这是由其国内外因素决定的。奥巴马总统以誓言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获得美国人民支持，上台后以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为基调，对外政策上处处谨慎。

三、亚太是美国战略部署核心地区，美在中东和欧洲适当收缩战线，在亚太则谋求巩固和扩大战略部署，中国是其主要目标。

囿于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美国在亚太扩张与收缩两手并用。军事力量依然是美国实力的基础，美已宣布2017年前将在西太平洋部署60%的战略力量。同时，美倚重日本等盟国分担其战略负担，甚至不惜纵容日本走军事化老路，利用日本牵制中国，挑动亚洲国家的内部争斗，削弱中国的实力。在经济上，竭力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制定全球化新规则，排挤中国，提高中国拓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门槛。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最近在《国家利益》撰文称，美国过去25年的历史证明，试图支配世界、把民主强加于其他国家行不通，也没有必要。美国因为有核武器、地理位置优越、绝对实力强，本身很安全。美国的重大威胁是在亚洲或欧洲出现潜在霸权。他认为，欧洲没有潜在霸权，而亚洲有，那就是中国。因此必须防止中国在亚洲坐大。

米氏是美国际关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离岸平衡”的鼻祖，小布什时期的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夫沃兹等新保守主义者都奉行米氏理论。现在奥巴马政府中虽然新保守主义不那么流行，但在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这些思想并没有完全失去市场。

目前，美国面临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战略核心地区同时出现事态的困境，显得捉襟见肘，首尾难顾，无力同时应对来自三个区域的挑战。在中东局势混乱、“伊斯兰国”组织恐怖势力攻城略地、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俄罗斯持续强势的背景下，美国是否还能强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尚待观察。

就目前局势看，由于受到军费开支削减等影响，美国在亚太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广袤的水域阻隔和地缘政治制约，使得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变得成本过高、日益困难。最新公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国防部面临相当不确定的财政环境。美2015财年国防预算为此降到4956亿美元。正如《孙子兵法》所云，“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同时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除了中国，还要应对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不管在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都会增大国际秩序的张力，耗费美战略资源；二是中国发展速度和强度前所未有，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不可小觑，但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具有进攻性，且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发展自己；三是目前美国还能以再平衡战略抵消中国影响。但随着中国实力增大，美再平衡战略将难以支撑。

因此，美国口头上继续高喊亚太再平衡，实际行动上更多是借助盟国力量，消耗对手。可以预计，美国对华政策将继续奉行接触与遏制、合作与竞争的两手政策，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

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培育正确的相互战略认知，为制定相向而行的对华/对美政策创造条件，是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习近平主席9月美国之行将是个十分重要的机遇。

目前双方正在为此次访问做认真准备，最近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访华就是其中一步。双边关系中的困难自然不应低估，但双方更要看到中美在各领域合作的共同利益及其对维护国际秩序的好处。在中美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但美国依然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两国需要超越单纯的双边考虑，要树立全球主义思想，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斗则世界乱。这个道理已经被中美关系的历史所证明。在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阅兵仪式讲话中郑重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希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美国应该对中国有正确、务实的战略认知。

目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取得实际成果，备受瞩目。双方需要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麻烦和摩擦问题上达成谅解，管控矛盾，同时积极扩大合作面，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地区热点等全球治理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创造更多条件，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G20Sher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