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辞职何时不是新闻

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近日辞职，据称他选择加盟了华大基因，出任CEO。这起辞职事件被舆论热议，一是因为梅永红的厅官身份，二是因为这位市长离任前，发了一番薪水太低的感慨。

地级市长的官阶与薪水太低的感慨，均触及了舆论的痒点。公务员的薪酬问题很复杂，不同地区之间会有地区差，但也因地域差异，生活成本也大不相同。简单地在不同地区之间比较公务员薪水，意义不大。但若拿公务员的阳光工资跟企业界相比，也没法简单比较。比如，体制内外的福利就不是在一个“频道”里。

我们无意单单从梅永红这个个体出发讨论问题，因为不同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也无意从薪水角度观察市长辞职事件——这恐怕很难得出一个带普遍性的结论。

事实上，公务人员多年来薪水变化并不大，但官场上非常稳定，“锁住”效应明显，鲜有中高级官员离职“下海”。包括官员在内的公务人员普遍倾向于在体制内发展，而少有从官场转向体制外的想法。

就此而言，中高级官员离职易成新闻，恐怕还不是薪水问题，更多是跟国人对于官员角色与地位的认知有关。不能不承认，时至今日，很多国人的心灵深处，依然拥有较强烈的“官本”意识。体制内的吸引力仍足够大，以至于一旦有官员“逃离”官场之事，便会成为官场内外的热门话题。

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梅永红的辞职，回过头看，近两年内，官员离职数量比之过往，的确是在增多。特别是一些技术官僚，如在科技系统和金融系统，更为明显。梳理原因，或是因为这样两个背景：一是中央从严治吏、严厉反腐；二是市场的吸引力在上升。

从严治吏、严厉反腐的挤出效应不可低估。体制内的吸引力为何大？除了心理层面的体面之外，恐怕体制内也是个有利益的地方。这种利益，体现在多方面，比如职业的稳定性，比如一些隐形福利——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一些公务人员以权谋私。这样的利益格局，会因为从严治吏、严厉反腐被改变，从而使得官场的吸引力下降。

今天的中国，来自市场的吸引力在上升，亦为事实。观念层面的“市场决定论”与国企改革的推进，都让民众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在加深。中央政府高举“双创”大旗，更是在激活民众进入市场创业的热情。当一些有文化、有素质的官员进入商界，定会给市场增添活力。而当市场的大门打开之时，那些长期在体制内的官员也会发现另一个天高任鸟飞的空间，甚至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去处。

从全局角度说，社会精英无论在体制内外，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这并无疑问。但是，如果体制被固化，只能进而无法出，或体制内人士都不愿走出，则体制容易走向僵化。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发力。倘若精英都只在体制内，则这个社会难言健康。

从当下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官场“锁住”效应不消失，那么理想中的“企业家社会”很难出现。破除这种“锁住”效应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需要改革政治体制，营造一个更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体制是中性的，但体制如果固化，可能会与“企业家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毕竟，今天更稀缺的，是敢于打破体制束缚的企业家精神。

更多官员若愿意走出“官衙”，我们不妨将之理解为一种进步。这是社会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自由与空间提供给各种社会力量。当然，警惕一些人夹带权力“下海”，这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