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不做梦的权利，也是一种幸运

“甘德懊丧地问：‘那么——全都完了？’”

甘德是《人鼠之间》里的一个人物，一名瘸腿的杂工，在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河谷的一家农场打短工时，他认识了一对伙伴：五大三粗的李奈，和瘦小精明的佐治。李奈和佐治有个梦想，就是挣钱之后去买一块地，建个小农场，种树，畜牛，养鱼，安安稳稳过日子。甘德听他们聊着，兴致上来，也答应要投入一生的积蓄，跟他们一起干。但是事与愿违，没过多久，李奈发生了一桩意外，甘德的梦想也化成了泡影。

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读《人鼠之间》，记得甘德的那句话：“那么——全都完了？”这个发生在1930年代的美国的故事，突然变得近在眼前。二十岁出头的我还不识愁滋味，虽然没什么个人财产，可我不用交房租，不用担心三餐问题，不会因为工资低而挨家里人的骂；我做事从来不订计划，从未详细勾画过什么梦想，甚至在过生日或遇到流星雨的夜晚，我都从不曾站定下来，许个什么愿。正在这当口，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进入到阅读的视野之中，区区六万多字，文笔似乎也貌不惊人，可当小说来到末尾高潮，我忽然意识到，我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

因为害怕。害怕完不成计划，害怕梦想落空。我更害怕在梦想落空的时候用这种话来安慰自己：算了，我早就知道我干不成。

1992年版《人鼠之间》海报

他们，甘德—佐治—李奈们，境遇可比我惨多了，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自己没有地，要想活，只能在农忙时节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走，替人收摘果实赚点钱，活儿干光之后继续流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大萧条之后，是美国劳资矛盾最突出的一段时间，地都被资本家圈走了，失土之人全都成了欲哭无泪的流民。

梦想对他们是必需品，对我却不是。

佐治和李奈，小说没说他们是在哪里、因什么机缘而认识的，小说一上来他们就在一起，是一对必须合在一起才能生活下去的搭档：佐治有头脑，李奈有身坯。李奈对佐治言听计从，尽管大脑发育迟缓，说话颠三倒四，但李奈却能让佐治免于外来的暴力侵害。他们两个人一路上一起编织了一个田园梦想来互相打气。

于是他们来到了故事发生的农场。他们的老板——经理顾利，是个蛮横的小人，养了一群恶霸欺负工人们。李奈可以抵挡一般的挑衅，然而顾利老婆的出场，情况就急转直下，这女人扮演一个一面毁男人，一面又邀请男人来毁掉自己的角色：她闯入劳工们的谈话，大骂甘德和李奈，嘲笑他们的小农庄计划，后来她伺机骚扰李奈不成，索性尖叫起来，本来脑子不好使的李奈慌忙之中抱起那女人，抱了一会儿就发现她没气了。女人死不足惜，可她也带走了三个男人好不容易维持着的希望。

斯坦贝克关注底层命运，创作了多部以底层民众为题材的作品

斯坦贝克为什么要写这么个故事？他并不想挑动阶级斗争（尽管当时的很多左派人士以为他想），他是要倾诉，要浇结胸中块垒。1935年前后，这位年过三十却“立”不起来的小说家，日子比那些流民好不到哪儿去。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里说：

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

于是他写了《人鼠之间》，好像是用一个更大的悲剧来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还光明一些。虽然“完了”似乎是出于意外，但种种噩兆已随着情节推进而到处支楞出来：比如，在收工后的聊天中，贾尔纯非要杀掉一只跟了甘德一辈子的老狗，甘德最后只能屈服；再比如，黑人克鲁克斯本来也想加盟他们，可是一听顾利老婆威胁要把他送狱，他立刻打了退堂鼓，轻车熟路地回到了自己早就习惯了的孤独里。流民之间的情谊，脆薄如纸。

我没想到我会喜欢上一个这么绝望的故事，也没想到，这些其实自身都很不堪的无产阶级男人，合成一段集体遭遇后却这么打动我。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穷志坚之辈，他们收工后的时光，无非在赌桌、酒肆和窑子里度过，要不就是躺着聊天，不时喷脏字——斯坦贝克很好地掌握了这群人的语言习惯。在粗鄙的娱乐中，他们习惯花净所有的收入，重新回归赤贫，第二天再从头开始去干乏味的、循环往复的工作。他们不幸，但其实也说不上有多“争”。

也许佐治心里明白，一块小农庄不过安身立命而已；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小农庄也只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无家可归的人可以不用再颠沛流离，而可以住下来给自己干活了；也许，小农庄的活计依然很重，也许小兔子、小老鼠、小鸟小鱼都不会像李奈梦想的那样驯顺……即使他从一开始就很清醒，我也不会赞赏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毕竟是利用了李奈的智商低下。

阶级情谊是个传说，人性的弱点凌驾于一切之上。一无所有的斯坦贝克，也弃绝所有的幻觉。在李奈闯祸后，他的好兄弟佐治立即决定抛弃他，他跟甘德说：“我总可以做我的月工，把我的五十块钱拿到手，在哪一间死鬼猫屋里呆上一整夜。要不，我可以在哪一间赌馆里头坐着，守到人们都散回家去了。然后，我就回来，做第二个月的月工，就又有五十块钱可以到手了。”——梦想既然破了，就要赶紧扔掉，不能再牵肠挂肚耿耿于怀。

人生之吊诡，在于一个关于梦想破灭的故事，却换来了创作者的梦想成真。斯坦贝克没指望书能大卖，然而小说一问世，还没到正式出版日（1937年2月25日），就被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每月好书俱乐部”选为月度好书，在很短的时间里预售出了11.7万本。有评论家说，自舍伍德·安德森的早期短篇小说以来，美国再也没能产出可以匹敌的同类作品，直到《人鼠之间》问世。

到了那年的4月初，《人鼠之间》在全美的六个城市都是畅销榜头名，直到秋天都高居榜首。接到经纪人寄来的一张张支票，斯坦贝克目瞪口呆，在那年之前，他手头拮据到了无法想象2美元以上的金额的程度。他真是“暴得大名”，他跟太太卡萝尔去欧洲旅行，路经纽约，那里是《人鼠之间》的出版商所在地，他去办公室看了看，这一亮相都被媒体炒成了大新闻。

我想，那时的美国人不管和现在的我有多大不同，他们肯定也都被书中揭露的真实人性所击中，为主角别无选择下的狠心戚戚然。他们肯定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书里的人物明明都可怜、可悲甚或可鄙，行为粗野，脏话连篇，他们的梦想却纯真得像一个童话；故事明明结束于绝望，却浮现出一种教人无法抵挡的诗意，就连顾利老婆的自毁都有悲剧色彩。它符合悲剧的逻辑：与其让一件美好的东西完好无损，或让它由虚幻变成现实，不如将它砸给人看，砸个粉碎。

斯坦贝克的很多小说都有舞台剧的感觉。他从欧洲回来时，就跟一个编剧乔治·F.考夫曼筹划改编《人鼠之间》。最后完成的剧本，跟原著相比有两个主要不同，其一是顾利老婆的戏份加强，形象更完整，其二，就是戏剧结束在佐治和李奈的对话之中。那是在和甘德说完话之后，佐治找到了李奈，告诉他，我们的梦快要成真了，我们就要有一小块地、母牛、兔子、鱼塘了，李奈被他催眠，望向河的对岸。在小说里，佐治在李奈脑后举起了枪，在剧本中，枪则没有出现。

戏剧把故事结束在梦想之中，尽管观众都清楚这梦已碎了。在手中新版的《人鼠之间》的封面上，我看到金色、红色、橙黄、绿色的原野，中间点缀着一簇白白的房子，美得如同梦境。能拥有它们的少数人当然很幸运，但有大量的人永远不必去企图拥有它们，这是另一种幸运。我就属于后者：可以选择不做梦，于是也不必承担梦破灭的痛苦。

《人鼠之间》新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