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视角，旧史学的基础——读新版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有感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史记》、《资治通鉴》，还是现当代范文澜版和蔡美彪版的《中国通史》，通史类的著作可谓是层出不穷;然而这些著作往往都遵循线性的叙事逻辑，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述历史上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史记》的纪传体是一个例外，但仍是线性叙事逻辑)，少有新意。

这些著作对“通史”这一写作体裁的理解，大多相对于断代史而言，强调其在叙述范围上的长时段特点。然而对于“通史”这一词汇背后通透古今、综合博览层面的含义，个人认为则领会不足。相比之下，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中国通史》，从写作形式、研究方法和具体内容等各个层面，都称得上与“通史”这一名称名实相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首先从结构上来看，一般通史都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来划分章节，比如先秦时期一章、两汉一章、三国魏晋一章等，而吕著的结构则颇有新意。他将本书分为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史这上下两编。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被归在政治史的下编之中;而在文化史的上编里，则按照婚姻、政体、阶级、财产、官制、赋税、宗教等，划分为十八个条目，分别加以综述。

可以看出，吕思勉眼中的“文化史”，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即不只限于语言、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而是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这十八个条目来看，涵盖社会(婚姻、族制)、政治(政体、阶级)、经济(赋税、财产)、文化(语文、学术、宗教，注：此处“文化”为狭义上的文化)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注重文化综述，且在史学论述中引入社会科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方式，跟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吕思勉的这本书问世于抗战时期的上海，而法国的年鉴学派也不过1929年才诞生(以这一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到上世纪40年代才宣告正式形成，因而从史学观念和视野上来说，吕先生的这种尝试，跟西方史学同行相比可谓毫不落后。

本书文化史的上编里，有一章名为“阶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吕思勉史学观念的影响。尽管如此，吕思勉远远称不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他注重文化分析，并且把文化史论述放在政治史论述之前的做法来看，倒不如说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对吕思勉的影响可能更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论著中，所展现出的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正向作用的思路，跟吕思勉这本书里的思想，有相似之处。

梁启超先生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和两大不足，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照梁启超的这些批判，可以发现，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简直就是梁氏所谓“新史学”的完美代言者。

吕著的政治史部分少有帝王将相事迹的论述，而注重国家政治制度演化变迁的分析;少有历史事件的流水账式记述，而注重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逻辑分析;少有过分纠缠于个人事迹的介绍，而注重社会整体的发展变迁;而在论述方式和论述形式上，吕著史论结合的综述式分析和文化、政治上下两编、分章串讲的形式，都可谓是极大的创新。

吕著在视角、内容、写法等方面呈现出的种种特点，仿佛都是针对梁启超先生上述批判所作出的回应。如果说梁先生的文章给出了新史学的基本观念的话，那么吕先生的《中国通史》，就是把这种观念变成了现实。

尽管吕先生这本书深受种种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但他并非就将中国传统史学弃之如敝屣;相反，这本《中国通史》里对各种中国传统史学典籍的旁征博引，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吕先生在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的不俗功力，都可以看出传统史学训练对于吕先生的巨大帮助。

本书前言里有着这样的介绍：“吕思勉先生治学勤苦，曾将《二十四史》通读过多遍，从头到尾都批注得密密麻麻。”没有这样的勤苦训练和厚积薄发，仅仅奢言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是很难成就《中国通史》这样一本凝练扎实、通透明了的大书的。蒋介石给胡适先生的挽联里这样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样的评价，个人认为，也完全可以用在吕思勉先生身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吕思勉先生能够跟陈垣、陈寅恪、钱穆三位先生一起，并称为“民国史学四大家”(严耕望先生语)，绝对是实至名归。而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他的这部代表作，也算是纪念这位史学前辈的最好方式。

(作者系金陵读书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