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话剧《月亮与六便士》，追寻毛姆的精神家园

作家毛姆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 1919年，英国小说家毛姆在他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提出的疑问，至今仍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诘问。

近百年来，这部以印象派画家高更的坎坷人生为灵感的小说，被文学和艺术青年奉为圣经。小说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一位过着平静、优渥生活的英国证券交易所经纪人，逃离上流社会，抛妻弃子，追寻自我的精神自由与绘画梦想，最终在贫困潦倒中死于麻风病，留下惊世杰作。今年是毛姆作品进入公共版权的第一年，除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翻译家傅惟慈先生的译本之外，相继有五、六个出版社推出了《月亮和六便士》的新译本。

9月21日至25日，根据毛姆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月亮和六便士》将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香港导演邓伟杰认为，毛姆的作品对于今天生活在大都市的当代人而言，更有切实的意义，“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发达地区的人，为了脚下的六便士，往往都会把心中的月亮掩藏，即使得到看似美好的生活，但心中仍是空洞。排演《月亮和六便士》，是一次与毛姆的剧场约会，也是一次和理想的灵魂对话。”

伍尔芙曾说：“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这句话触动了本剧的制作人苏莉茗，她说：“一百年前的欧洲，其实和现在的中国很像，都市文明高度发达，人们好像生活在富足的社会里。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用行动告诉你，生活可以有很多妥协，而理想永远不行。那么，你的理想，你还记得吗?”

寻找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毛姆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是一批寻找精神家园的漂泊者，斯特里克兰德是这其中走得最彻底的人物。

“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了追寻精神自由，确实舍弃了很多。他的行为令他身边的人觉得他是无情的，令人讨厌，没有人性的。”邓伟杰说，在现实社会中，也许这样“为梦想而放弃家庭及名利”的极端者并不多，但人们内心总是怀有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斯特里克兰德身在伦敦中上层社会，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边缘人，“事事要邀获别人批准，或许是文明人类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天性”。四十岁的他被家庭、事业、社会身份支配，每天与金钱打交道。越是压抑内心对艺术的渴望，爆发出来的欲望就越激烈。

“斯特里克兰德是个无聊的家伙，沉默寡言，对艺术、生活都没有兴趣，一个索然无味的有钱人。”在话剧舞台上，编剧李然通过旁人的口吻，描述了世俗世界里被人们界定的斯特里克兰德。从他离家出走到他客死异乡，所有人对他的解读都是破碎的。而观众却能最清晰地洞悉到，一个渴望寻找灵魂栖息地的人，是如何有勇气去背叛生活，反社会地漠视道德，远离常人所追寻的金钱、喧嚣和享乐，一步步滑向生命的边缘。

李然说，对创作者而言，《月亮和六便士》在文艺青年心中的地位有多高，将原著改编为话剧的难度就有多高。

“《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但并不适合直接改成剧本。”李然回忆，他在大学时代就读过这部小说，“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一个人要追求最极致的精神自由和自我实现，就意味着他必须与这个世界势不两立。”

“小说的情节是松散的，时空跨度也比较大，甚至议论多于事件。”李然说，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将功夫花在材料的取舍上，从剧场舞台表演的要求来组织人物行动，甚至略微调整情节，“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文学美感和犀利精辟的语言风格。”斯特里克兰德从伦敦到巴黎，再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背弃世俗的伦理和观念，忍受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整个经历几乎都由舞台上的旁观者来完成叙述。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所有的人都讨厌你、鄙视你，你都无所谓吗?”在斯特里克兰德背离人伦，抛下妻儿，独自上路时，李然用旁观者的疑惑发出这样的质疑。但观众眼见着主人公经历了从文明走向野蛮，从依顺走向叛逆，从压抑走向自由的心灵演变过程，会逐渐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在话剧《月亮与六便士》中，高更的画作将在舞台上呈现出丰富斑斓而自由的塔希堤岛

天才与世俗、原始与文明的冲突

罗曼罗兰曾说，“《月亮与六便士》呈现出一个小说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美好、艺术和完美。”这个以精辟文字书写的内心世界，该如何呈现于舞台，对创作者而言可谓考验。

“我们会根据主人公在伦敦、巴黎、塔希提岛三个时期的不同心境和绘画技艺，选择并重新组织高更画作中的色彩、笔触等构成元素，结合舞台布景，用多媒体投影等技术加以还原和再创造。”有着二十多年戏剧经验的导演邓伟杰说，色彩和音乐，是他营造戏剧氛围的重要元素。在这个“去戏剧化”的剧本中，如何隐射主人公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用高更的色彩和各种音乐衬托，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从原著到剧本，都有很多讲述和独白，邓伟杰希望用表演、舞美和音乐让这一切活起来。他将伦敦的世俗世界设置成灰色，斯特里克兰德穿着笔挺三件套西服，在华尔兹音乐的舞会上手足无措。物欲横流的伦敦是工整、高雅的，却也如框架般意味着人性的束缚。

到了巴黎，斯特里克兰德独自住在破烂的“比利时旅馆”开始疯狂作画，遁入随意、自如的艺术世界。到了塔希提岛，舞台回归一片空旷，原始荒蛮、神秘迷人的小岛让视觉回归静谧，多媒体将高更的画作投影至观众席，舞台上森林、星空和月亮的出现，意味着斯特里克兰德的灵魂飘升到缥缈的空际。

“总体色调上，我们设计了从灰暗到浓烈的演变，配合剧情，辅助表达斯特里克兰德的心路历程。”邓伟杰说，在斯特里克兰德的造型上，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演变至临终前衣衫褴褛、满头包裹着肮脏的纱布，让观众直观地看到天才与世俗、灵与肉、原始与文明的冲突。

“毛姆其实呈现了从‘六便士’到‘月亮’的过程，但是如何取舍，如何判断，他并不告诉我们答案。同样，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观众的思考。”编剧李然相信，尽管《月亮与六便士》具有极大的知名度，但也会有完全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走进剧场，事实上，他们更期待这样的观众，能在话剧中获得启示和自我感悟，理解一位漂泊者在经历了空虚疏离的前半生后，为什么要去追求心中的艺术和自由的“明月”。

邓伟杰笑称这其实也是一场“月亮和六便士”式的旅程。在热钱涌动的演出市场，能有这样一个团队站在舞台上，和观众们一起经历一场理想的灵魂对话，实为不易。邓伟杰希望，走进剧场的观众可以在月亮中看见理想的光芒，“尽管现在谁也不知道，毛姆也不知道，月亮究竟是如何出现在舞台上的。”

问邓伟杰，如果毛姆真的坐在台下看这出话剧会如何想，他对第一财经笑答：“他可能会说，你们既然懂得我所写的，为什么还不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