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一日工”频现东南沿海  企业用工短期化愈演愈烈

“没有最短，只有更短”，东南沿海等地企业用工短期化呈现越演越烈的势头，为了规避缴纳社保带来的人工成本，“一日工”成为很多企业常用的用工方式。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表示，企业用工短期化导致的农民工技能培训缺乏、职业上升困境以及社会稳定性缺失等问题亟待引起社会关注。

李强是在11月3日《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做出如上表示的。这份近300页的报告由摩根大通支持发起，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合作完成。

《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下称报告)认为，员工职业技能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培训能力不足,并且培训意愿不强。由于员工频繁跳巢，企业认为对员工进行培训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李强表示，当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非常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政府需要出台一些有效的措施来规制劳动力过于频繁的流动，《劳动合同法》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实际的效果并不太好。

报告建议，打破当前公共就业服务中户籍的藩篱，本着公平的原则将农民工纳入职业培训体系，保证能为该群体就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同时恢复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打通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

“短工化”成为新生代农工的用工趋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报告课题组在跟踪调查中发现，“短工化”正在成为东南沿海企业一种普遍的用工方式。

李强说，由于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就需要为员工缴纳社保，但社保福利的成本过高，东南沿海很多企业采用“一日工”的方式招聘工人，这样既招到了工人，又合法的规避了劳动法规在社保方面的要求。

李强认为，“短工化”非常不利于劳动技能的培养，本应作为技能培训主体的企业担忧培训完之后员工就跳槽了，都不愿意在这方面付出成本。“中国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若难以通过职业群体来进行稳定的话，后果是令人担忧的”，李强说。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也反映了农民工就业短期化的趋势：2015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6.2%，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农民工签订一年以下短期劳动合同的情况有所改善，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大同调查队最近一项对中青年农民工调查也显示了农民工就业短工化的趋势。

调查称，农民工工作时长偏短，工作更换频繁，大部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短工化的原因首先是为代际差别，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农民工主体，与父辈相比他们家庭条件较好，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职业地位的要求水涨船高。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不少企业不愿意签订更长的劳动合同，农民工缺乏保障和归属感，使得流动率增高，人为带来短工化。用工荒大背景下，制造业的低端代工及服务业的低质化使农民工较易获得新工作，没有多少培训甚至无需培训就匆匆上岗。

培训成本是企业的“沉没成本”

报告称，员工职业技能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培训能力不足,并且培训 意愿不强。核心问题是企业的能力不足。

首先,企业觉得职业技能培训这种事情战线太长,不划算。培训员工后,就必须给员工涨工资。如果不涨工资,员工很可能会跳槽到竞争对手公司,显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其次,大部分中小企业所处的市场变化很快,破产倒闭的风险很大,企业生存环境较差、生存压力较大也导致企业领导者对员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的认识不足或者有偏。在企业和员工的博弈之下,最终导致企业不愿意为员工提供培训服务,也不支持员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同质化导致它们用工也是同质化的，一家企业培训的员工其它企业可以直接拿来用，员工一旦“跳巢”，企业的培训费用就成为“沉没成本”，企业没有动力进行员工培训。

章铮说，现在的情况与改革开发初期已经不同，当时很多的技术人员都是国营企业培训的，他们很多在民营企业兼职解决了民营企业技术人才的缺乏。如今国有企业意识到自己是“冤大头”，培训的意愿也不强了。

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11月3日举行的“中国科技创新激发人力资源转型”研讨会上表示，不应该把什么责任都推给国有企业，在经济正在下滑，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改变非常剧烈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必须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可以给员工更好的福利，尤其是低端的人才，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培训机会，但是这个培训不一定能坚持下去”，宁高宁说。

宁高宁认为，政府在整个教育培训领域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市场、企业和政府一起协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报告建议，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参与培训的企业不至于损失太大，扭转企业培训能力不足并且培训意愿不强的局面。

打破“铁饭碗”之后呢？

章铮认为，虽然技术工人的工资高于普通工人，但学习技术需要付出时间和费用，企业用工的短期化导致他们感觉难以回收成本，所以一些农民工宁愿去当普通也不愿意学习技术。

国务院已经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规划，今后中国对于技术专业人才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将是巨大的。显然，作为技术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现状难以满足2025规划的需求。

章铮说，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术的人才前期培训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后期专业范围又会比较窄，所以更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就业状态。而现在大部分私营企业是做不到长期用工的。

李强认为，我国打破“铁饭碗”之后，始终没有找到一种新的就业体制，如今企业用工就走向了劳动力的过度自由流动。《劳动合同法》出台时曾想限制这种流动提高企业用工的稳定性，但在执行中却被企业以各种方式来规避。

李强建议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来尽量减少太频繁的劳动力流动，可以效仿东亚一些国家提倡的员工为企业效忠的精神，强调员工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员工好好干，企业不断给他们想各种各样好的待遇，这样就留住了那些真的有技能的人。”

国家统计局大同调查队也建议，用工单位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当农民工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保障时，才可能较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企业，才能成为企业的长期员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用工荒。同时，应畅通晋升渠道，构建科学的职业晋升渠道和薪资上涨机制，调动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

此外，报告还针对我国现有职业技术证书制度对农民工群体无效的问题建议，恢复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打通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报告称，一旦制度允许农民工进入有专业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我国的社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