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一场精英与反精英的决斗

与以往的选举不同，这次美国大选可能不是选你最喜欢的候选人来做总统，选谁只因为更讨厌那另一个。总统辩论已丧失了对实质议题进行民主辩论、让公民比较候选人对同一议题的不同应对手法的初衷，取而代之的是粗俗地侮辱和一味的人身攻击。希拉里团队描述川普“缺乏适当的秉性、知识和经验来成为总统”; 川普政营则称希拉里是一个腐败的政治机会主义者。如媒体所评论的，“一个是无法预期的流氓，一个是符合预期的圆滑”。

希拉里一直饱受流言，是吸引批评的靶子：极端女权主义、同性恋谣传、左派倾向、对权力充满野心。2008年，笔者有幸在美国参与了部分总统竞选的报道，感觉民众很难对希拉里产生如对克林顿那般的欣赏与宠爱。不可否认，她的身上始终洋溢着精英主义的优越，她的独立、强硬甚至让她在克林顿丑闻发酵期都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然而，毫无疑问，希拉里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斗士。面对挫折，她有着无比的韧性，她不把生活看作是一系列危机，而是一系列战斗，不管是对情敌、媒体、其他政党、其他候选人，还是在与右翼分子的斗争中都是如此。面对困境，有时女性能更敏锐地做出判断，表现出更大的勇气与坚强，当克林顿竞选期间几次面对流言与危机、几乎丧失信心走到最后时，都是希拉里不断地鼓励他，并支持、完善他的政策，几度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她的一名助手曾说，战斗是希拉里最幸福的时刻，战斗是她的兴奋剂。

在本次竞选中，川普的横空出世和受到热捧的川普现象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川普们不是答案，但川普们揭示的问题需要正视，这可能预示着美国式民主制度格局的分化和变迁。川普的支持者们大都不满于那些社会精英的象征，例如华尔街投行、“主流”媒体、华府“权威人士”，对墨西哥移民、黑人、中东难民也都存在一些仇外心理。总体来说，其中不乏对全球化、移民和技术抱有焦虑感的人。

很多人会问，为何作为受益于而且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益于移民、贸易和科技创新的国家，会出现反移民、反创新的保护主义?为何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突然出现了大分流?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很多红利正在消失，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也在放慢步伐。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国内、国外的双重挑战，比如世界经济发展乏力、复苏缓慢、债台高筑、贸易放缓，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均造成越来越多的“向内看”，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在美国，10%最富有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的财富;1%最富有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生成率增速的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速放缓。全球化和自动化降低了工人的位置，削弱了他们获得一份体面收入的能力。

川普的很多批判和指责都是成立的，并引起了广大的共鸣，但他对此给出的政策建议却大都是错误荒谬的。400多名经济学家，包括八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指责川普是在兜售异想天开的、违背经济政策可行性的理论。在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拥有几十年政策经验的希拉里，主张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降低学生贷款负担、让医保覆盖更多民众;川普开出的药方却是给富人减税、对进口大幅增税(可能引发贸易战和大规模失业)，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可能剥夺2000万民众的健康保险)。

面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去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去阻挡全球化，这都将会逆转人类社会的进程。政府应该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竞争中的输家或人力资本不足的人体面生活的机会。此外，包括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及单位生产力，才是应对现代经济现实的良方。

美国人民在决定这场大选的结果，但他们需要知道全球都在关注。这不仅关系到在美国开国、建国和民主政治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精英文化是否能够传承下去，也关系到全球未来的秩序将如何重构。

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应该是一位怀有大国责任感的问题解决者，让美国成为多边机制的谈判领导者，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引领者，能倾听和容忍不同意见，敬畏市场和国际规则，通过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来协调各国，携手解决包括环境变化、经济稳定、地区冲突、反恐等一系列全球议题。2016年大选是对美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一场考验，是精英和反精英的一场对决。无论谁当选，市场最厌恶的是不确定性，美国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让人相信民主、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会得到捍卫。

(作者单位：工商银行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