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伯吉斯，三头六臂的书评机器

安东尼·伯吉斯一生写了30多部小说，给《卫报》和《观察家报》写了400多篇书评

不能想象一个以写小说为业的人，心里没有高大的前辈偶像。“影响的焦虑”真真实实地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写诗的人更加自我，但肯定也心有所属，渴盼能写出某某某一样的诗歌。写剧本，更不用提了，谁敢不把莎士比亚供在心里神圣的位置?大概，位于文学创作最底层的，就是写书评了——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崇拜哪个书评家，因为说出名字来，别人要么闻所未闻，要么追问一句：“噢，好，那么他/她最喜欢哪个作家?”

靠给报纸杂志写书评，真能成大名的几乎没有，写得再好，它只能是个上不了大席的副业。说真的，若非写出了《发条橙》，安东尼•伯吉斯写过的那上千篇书评，都垫不起一个供他安眠的枕头，尽管那些文章真是犀利、睿智、个性鲜明。上世纪80年代，漓江出版社出过一本伯吉斯和康诺利“合著”的书评集(其实是中国编者人为攒成的一本书，所以打了印号)，其中伯吉斯点评的现代小说有99本，虽然篇幅多短小，但处处引人击节：

“虽然很可能是《蝇王》为戈尔丁摘得了诺贝尔花冠，但这本书有点过于系统化和寓言化，不好当作一部真正的小说。……《塔尖》是最接近小说体裁的：比起对处于首位的邪恶的揭露，书中人物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而作为戈尔丁的基本特色，邪恶在小说中是不能没有的。”——评《塔尖》

“的确，这本书的名字比作品本身还要有名气，而且已经成为英语的一部分。你要避开一件事，就不得不接受另一件更糟的事：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评《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本书看上去像是一个阅世颇深并藐视这个世界的人的作品：似乎只有最为内在的学问被保留了下来。但是，谁也不能忽视纳博科夫的绝妙的幽默感。《微暗的火》既是卖弄学问的，又是对卖弄学问的讥讽。”——评《微暗的火》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伯吉斯——“既是卖弄学问的，又是对卖弄学问的讥讽”——他也分享着英国人骨子里的矜持，乐于不添柴禾，光泼冷水，包括泼向自己。但伯吉斯又是中正、周到、价值观精确的，哪怕带着偏见评论，也把偏见抑制在一个不损害说服力，而且富有情趣的水平上。比如，在评论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时，伯吉斯摆出一副老资格但又心服口服的腔调说：“这部小说很可能进一步证实了贝娄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说到《波特诺伊的怨诉》时，伯吉斯指出这小说的夸张比较“无节制”，“假如此书不这么有趣，无节制就瞧着可厌了。但这本书的确是十分有趣的。”

作为书评人，伯吉斯是中正、周到、价值观精确的

首先是印刷工业发达，对书的需求大了，催生了更多写书的人;然后是媒体发达，让那些看了书之后有话要说的人有了地方说话。伯吉斯最喜欢的是音乐，作曲是与生俱来的理想，然而1959年，他已是42岁的人，住在苏塞克斯，刚生过一场几乎要了性命的大病，日子还是很清苦，不得已才开发出了写书评的技能来贴补家用。他的第一位“衣食父母”，是《约克夏邮报》这份创立于1754年的老牌日报，1962年，他被正式聘为该报虚构小说类评论人。

1962年也是《发条橙》问世的那年。也许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缘故，伯吉斯脱胎换骨成了一台写作机器，一边继续写新的小说，一边每周读报社送来的新书，写评论。一年多时间里，他给《约克夏邮报》写了65篇长文，一共评论了350多本小说。

伯吉斯的书评，并不是换一笔稿费就算完的。他在回忆录里说，写书评纯为换银子，每个星期一，自己的一周书评刊出的时候，他都要拎着两个皮箱来到附近的车站，搭火车前往查令十字路，再前往斯特兰德大街，去那里的西蒙兹书店。进店后他把皮箱打开，里头都是打印好的书评文章，书店收下货，交给他钱，他用来买一些“雪茄、干邑和绅士的乐子”。

包括《发条橙》在内，伯吉斯一生写了30多部小说，每一部的主题和风格都不同。若不是“赌”中了《发条橙》，库布里克拍成的同名电影直到现在都是各种经典影片榜单上的常客，伯吉斯的写作人生就要留下一个显眼的缺憾了。不过，也只有够聪明、脑力够富余的人才能做出如此多的尝试。1963年，已经成名的伯吉斯，用一个假名“约瑟夫•凯尔”写了一本新小说《在安德比先生之内》，书出后，他想玩个花活：在《约克夏邮报》上评论这本书，而且是恶评。

“怎么看这都是本脏书，我跟我的很多心脏受不了的读者说，别去读它”，他骂骂咧咧地提到书里的性描写，故意勾搭人的好奇心——《发条橙》的作者都说这本小说很黄很暴力，那它该有多黄多暴力?但不久，“约瑟夫•凯尔”的真实身份被揭穿，《邮报》毫不客气把伯吉斯除名了。

不过伯吉斯不在乎，他的评论已经遍地开花，而且乐评、剧评一样不落，还在BBC电台做节目。1960年代中期是他最疯狂的时候：小说已经出了11部，还同时写乐评、戏评、歌剧评论、电视评论，书评更不用说，时常见诸英国最有权威的文评类纸媒《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经济问题解决了，50岁后，他开始去追随自己心中的偶像——詹姆斯•乔伊斯，做一个四处漂泊的人。他去了马耳他，后来又到意大利、法国、摩纳哥……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收到报社寄来的文学书，然后迅速开动，在截稿日之前稳稳地发回稿子。

他常说“你要排除每一个妨碍你写作的因素”。他拒绝了不少可以做教授的机会，只为安心写小说和其他文章。但他最想做的一直是音乐家，他希望别人把他看作一个写小说的作曲家，而非业余作曲的小说家——更不想被首先看作一个书评人。尽管如此，他一生给《卫报》和《观察家报》写了400多篇书评，还给《每日邮报》以及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媒体写书评。1979年，他从当时还不是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手中接过了该年度的“年度批评家奖”。

电影版《发条橙》问世于1971年，之后那段时间，伯吉斯感受到了评论的厉害——他必须保持三头六臂的作风，利用每一个可发表言论的机会捍卫自己的小说，因为电影影响太大，无数评论夹杂着谩骂朝他扔了过来，哪怕他躲在小小的马耳他岛上。骂他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刚左”新闻创始人——亨特•S.汤普森，此人的能耐是让你一边听他破口大骂，一边忙不迭地翻词典。片子里的小暴徒们奸杀掳掠，激怒了正经人和虽不算正经但对于“这样诲淫诲盗的片子/小说也能成功”心里不爽的人。

成年后的路会越走越窄：长处会越来越长，短处则尽量避开，因为人不再像年少时那样支付得起试错的代价。书评、艺评的名声大了以后，像《纽约时报》这种综合性报纸也找上门来，邀请伯吉斯定期海阔天空地侃世事：从教育，到社会化医改，到2000年的小说，到色情产业，到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到西班牙的高迪建筑，到纽约市的蟑螂大泛滥……美国的《纽约客》杂志，一个词给1美元，是流传在写作者中间、让他们垂涎的佳话。到1980年代中期，伯吉斯的评论差不多也值这个价了，《观察家报》开给他所有作者中最高的稿费：1000个词能换600英镑。

无论什么时代，这都是一个巨额数字。对于书评家(这个身份比“批评家”更适合伯吉斯)而言，要称职很简单，除了保证质量，就是频率稳定，绝不让编辑急躁。《观察家报》的一位前任编辑布雷克•莫里森曾在《卫报》上发文，回忆80年代同伯吉斯的合作，他说最极端的情况是，书几乎还在路上，伯吉斯的文章已经到了——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对活人的评价远不如对死人的评价高。比如小自己一辈的小说家马丁•艾米斯，在英国也算是早已成名的严肃作家了，说到他的代表作《金钱》，伯吉斯毫不客气地指出小说主人公没有半点可爱的地方，书也太厚，“恐怕能砍掉一半篇幅”。但他也不是绝对的贬生不贬死，比如对戴维•洛奇，一位擅长写学院题材小说的作家(也是和伯吉斯一样目光如炬的文评家)，他就赞赏其文字中大不列颠特色的幽默刻薄，称其为“健在的英国小说家中最好的之一”。对于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9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认的大诗人，伯吉斯则说“有朝一日，我们会谈论他有多么杰出”——既识得希尼之好，又不失评论家的风范。

如果总说活着的文坛同僚的坏话，一定会被人说成是嫉妒。写《蝇王》的威廉•戈尔丁得到了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还曾经挤掉伯吉斯的参选作品，得到1980年的布克奖，可他的大多数小说，例如上面提到的《塔尖》都很不好读。伯吉斯对《塔尖》还基本肯定，但《纸人》出版后，他到底按捺不住，说：“编辑们声称戈尔丁伟大，被这本书给否了。”约翰•勒卡雷写的间谍小说成百上千万本地卖，伯吉斯说：从书里看得出来，勒卡雷从没读过乔伊斯。

伯吉斯知道书评的“二手”特性，正是出于这一点，他能够做到克制，文字自律始终多过苛求他人。不过他也为此很挑书，总是挑那些水准较高的作家的书来评论，因为唯其如此，写评论才有意义。戴维•洛奇、勒卡雷这种类型小说家里的翘楚，戈尔丁、奈保尔这种缺陷明显但仍值得一读的严肃作家，都在他的盘子里。他对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的批评，恐怕让莱辛无法反驳：“书中目标过于分散，对其极力坚持的信仰分析过少，未能使其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艺术创作”，但是笔锋一转，“在当时说来”，《金色笔记》“是对妇女在现代世界上地位所作的最有分量的评论，是有其意义的……”，此书“应被看作具有一定意义的历史文献小说”——这句话，今天来看，绝对是对《金色笔记》最恰切的盖棺之论。

任何事情能做到终生拳不离手的境界，也就没什么价值高低之分了。布雷克•莫里森回忆，每次给伯吉斯打电话，总是他太太接，电话里就是一顿数落：“你们知道你们把安东尼用得太狠了吗?而且才给这点点稿费?”随后，伯吉斯就把听筒一把夺下，叨咕两句身上哪儿又不舒服了，接着抱怨出版商的不中用，最后，问一问报社要寄给他的书，并一口应承下来。“我从没记得他有哪次说不。”莫里森说。

所以书评人要立一位行业偶像的话，伯吉斯再不情愿，起码也是最有资格的人之一。他的音乐家之梦终生不泯，连小说都只能算业余爱好，至于书评家的身份……就算了吧，无非日常的一种头脑操练，就好比有人爱做填字游戏，有人爱搓麻，有人到哪儿都揉俩核桃，习惯成自然。不过这真是一桩看起来特高端的习惯。仍然是莫里森，讲了这么一件轶事：

有一次，报社把两册书寄反了，一册本该寄给伯吉斯的文学书寄给了报纸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而把一册该寄给专家的书寄给了伯吉斯。那位专家收到书，立刻电话告知报社说出错了，可是他来电的时候，编辑已收到了伯吉斯的书评——给那本错寄给他的书写的。真不愧是机器。

《发条橙(纪念版)》译林出版社，2016年8月版

《莎士比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5年6月版

《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提要 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漓江出版社，198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