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关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2014年2月26日首次提出到实施推动，已跨过三年光阴。

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从经济增长看，2016年，京津冀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合计74612.6亿元，占全国的1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考察北京时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围绕迁得出去、落得下来，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

如今，放眼京东，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筑群初具规模；京南，新机场在2019年投运后为京津冀三地再添一翼；京北，北京冬奥会筹办如火如荼；而津、冀承接非首都功能亦正在加速。

围绕三地协同发展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热点话题，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

第一财经：《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2017年是近期目标年。按照3年工作目标，哪些目标已经实现？

赵弘：交通协同、生态环保、产业合作这三个领域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交通方面看，除了京唐城际、京滨城际外，廊涿城际、首都机场到北京新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等4条城际铁路建设已经启动。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合作正在深入，比如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河北沧州，这一产业园从北京迁到沧州后，药批文号等部分管辖权仍属北京，实现异地监管。在生态环境方面，三地也在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方面实现了联防联控，三地一盘棋。

第一财经：对于三地协同发展下一步的工作而言，你认为重点和难点问题还有哪些？

赵弘：重点和难点应该在于非首都功能疏解地的条件建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京津冀三地的发展阶段有差异，收入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医疗养老等方面差距比较明显。这导致了部分产业疏解面临人才跳槽的压力比较大。

具体而言，疏解地的条件建设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位就是快速轨道交通体系；其次是涉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服务短板要补上；再次是要解决制度衔接问题，让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形成合力。

第一财经：习近平在这次调研中强调，“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北京确立了“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现在这一空间结构的建设处于怎样的阶段？

赵弘：过去北京城市规划的最大问题在于空间结构没有实现优化布局、单中心格局没有打破。而“一副”的提出是重要突破点，并且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动这一规划。

当前副中心的建设有目共睹，我认为未来应该在“多点”上持续发力。

“多点”包含了两个层次：首先是副中心本身周边的区域联动开发、统一规划、组团式发展，这需要前瞻性地规划，特别是需要建成轨道交通主导下的快速交通体系，使副中心能走一条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道路；其次是北京中心城市的周边区域，建成若干个新城、微中心的开发和建设，真正形成多点支撑、功能分散又高效联系的大都市圈。

目前看，规划的实施机制建设还有探讨的空间。换言之，规划中提出了很多安排和要求，如何实现规划落地在条件建设上需要进一步发力。

比如，从北京交通结构看，中心城区地铁密度不足，缺乏中心城区到达周边区域的市郊铁路，轨道交通供给不能满足大规模、快速化、低碳化的交通出行需求，出现供给侧与需求侧“错配”；从京津冀区域看，城际铁路建设滞后，难以满足城市间交通需求，特别是不能满足北京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还没有建立起符合大都市圈发展需求的、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交通供给结构。

第一财经：《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沿京沪、京广、京九、京承、京张、京秦等方向铁路通道，选择若干个中小城市，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若干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职住合一、规模适度、专业化发展的 “微中心 ”。这一“微中心”在大都市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赵弘： 从国际上看，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为解决城市规模扩大与运行效率的矛盾，将某些功能分散布局到中心城外围的某些区域，形成所谓的新城、卫星城、微中心等。

大都市圈要建立分层级的轨道交通体系：市内15公里内以地铁为主；15~30公里以地面快速轨道交通为主；而在大都市圈范围内，也就是约100公里内的卫星城、新城和微中心，必须有一站式、大容量、低票价的市郊铁路为支撑，并与地铁网络保持联系，与中心城建立一小时通勤圈，与中心城区建立有机高效的联动。

第一财经：“微中心”和市郊铁路建设起来之后，会不会造成周边居民还是通过轨道交通回北京上班，北京依然无法达到疏解的目的？

赵弘：一方面这就要强调“微中心”要保障城市功能比较健全，对承接中心城的人口和城市功能疏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相对独立，强调产城融合、职住一体；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中心城区适度的建设强度和承载能力。

以伦敦的米尔顿·凯恩斯新城为例，居民中三分之二是在当地就业，剩余三分之一是去中心城区就业；而另一方面，在凯恩斯新城的就业人数中，三分之二来自当地，三分之一来自中心城市和周边区域。这是一个就业的双向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实现职住平衡的过程。

第一财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期目标到2020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将得到缓解。这一缓解应该具备哪些标志或者特征？

赵弘：我认为，应该具备以下特征：首先空间上分散化、多中心的格局初步形成，空间格局和人口分布进一步优化；其次初步建立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轨道交通体系，交通压力减轻；从生态环境看，区域环境压力减轻；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维、推进机制建立起来，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