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对策 | “葫芦形”分配格局，中等收入阶层如何逆袭？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如何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期《首席对策》专访的是曾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陈宗胜， 陈教授就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与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为我们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陈宗胜先生，作为耶鲁大学博士后，是天津市政协常委、委员;曾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协管天津市金融、财税、社保、审计等，为天津新时期的金融业发展做出努力;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首批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工程;创立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经济体制市场化测度体系与方法”，“混合经济理论”;研究方向侧重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市场化测度方面，出版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其他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20多项。其中关于市场化的理论观点被国家领导在学术研究和论文中高频次引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混合经济理论”，已被党的“十五大”文件作为国策实施，并记录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中;而关于“公有收入分配倒U理论”则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被称为“陈氏倒U曲线”。

陈宗胜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葫芦形收入分配格局之中，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明显，整个社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陈宗胜建议从转变经济发展结构、缩小收入差别、调整产业结构、完善社保体系等维度入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如何培育中等收入阶层，陈教授在《首席对策》中表示：2008年之后，我们的整体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别是在缩小的。

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看，最重要的是城镇化，加快发展城镇化，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的城镇化才不到40%，雄安新区的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改进我们国家的整体收入分配格局， 大有裨益。此外，重视扶贫，精准扶贫，项目扶贫，迁移扶贫等等，扶贫的措施在农村里广泛推进，城市里也有低保政策等等，整体上看，这些措施都采取了。

以下是《首席对策》访谈实录：

一财 李策：陈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第一财经《首席对策》的专访。您是财富不平等领域研究的权威人士。国外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引发民粹主义浪潮迭起。从我国角度，宽松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目前货币政策定调稳健中性，是否能改善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 陈宗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感谢你提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就咱们国家的金融政策与经济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个问题，的确已经有很多专家研究过，但是应当说这个方面还是不够。首先，从趋势上看咱们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从2008年开始，以基尼系数来测算，已经开始往下下降，2008年、2009年前后是个高峰，这之后又开始下降。金融领域对这个过程转折点之前，它起着什么作用呢?我觉得需要认真研究。在2008年以前，我们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的趋势总体上看是上升的，2008年之后是下降的，这就是有一个结果平等这样一个趋势，结果由上升到下降，基尼系数这个变化程度。您刚才提到的金融领域以及其它的要素，金融、资金作为要素来说，它也有个平等分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国家金融资源的分配有时候是平等的，有时候是不平等的，或者是我们换一个中性词，有时候是收入差别扩大的，有时候是机会均等差别是在缩小。

一财 李策：从2008年以后，我们国家以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它是下降的，是个下降的趋势，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经济学家 陈宗胜：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的供给更加充裕了，这是一个总量，那么这个总量怎么分配是个机会均等的问题，在咱们国家可能大家议论的是最近七八年，八九年，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可能资源的分配朝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民营企业获得的少了，所以有些人说叫做国进民退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我觉得从分配贷款资源的角度上看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从结果上看，从收入分配差别的结果看，总趋势又是下降的，这是为什么呢?可能这二者之间有联系，因为把更多的资源分给了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它会使这个社会整体的收入差别缩小，给一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获得的资源多了以后，它会使居民收入差别扩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贷款资源结构的调整，可能更有利于结果上的收入差别的缩小，这正是为什么从2008年以后，我们国家以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它是下降的，是个下降的趋势。我想与这个分配总量的结构调整是有关系的。

一财 李策：数据显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消费已为一股强大驱动力，支撑中国经济企稳。您认为消费对经济增长意义的上升是否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改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是否有百利而无一害?

经济学家 陈宗胜：这个问题很重要，你提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现在以及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你说的很对，整个消费力的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上升，意味着它背后潜台词就是说可能收入分配在向差别缩小这个方向在推进，意味着居民、劳动者劳动收入获得的更多了，劳动获得的比例在上升，这正是咱们国家今后要培育一个越来越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所需要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按照收入水平来考察各个阶层的人口比重，用这个方法来考察的话，我们目前还不是那种典型的橄榄型，我们未来要向橄榄型社会发展，那就是更加公平或者收入差别更小了。现在我们恰恰相反，是一个葫芦形的，像个葫芦一样，而且葫芦中间比较窄这一部分恰巧是中等收入阶层，我们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发展不足，发展的还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收入差别还比较大，下一步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让中等阶层扩大，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只有中等阶层成为消费的主力，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公平，而发展的也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快，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大的阶层的时候，他会为社会的发展提供需求的动力，目前我们正在朝向这个方向发展，你提到今年的消费贡献率在上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好的方向，说明国家从外贸依赖型向依靠内需型在推进，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刚刚开始，这个速度的上升并不表示我们这个结构里面，消费的量已经达到了足够，它只是说速度开始加快了。

一财 李策：您刚才提到了葫芦形最细的地方是中等收入阶层，我们现在又有一个说法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家 陈宗胜：这个问题你提的很重要，葫芦形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与中等收入陷阱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维持这种葫芦形，也就是维持低收入层大，中上收入层高，或者富裕阶层高，中等阶层小，这种葫芦形的话，这就是没有为社会提供足够的消费拉动，没有足够的消费拉动，收入差别也比较大，就可能使这个社会陷在中等收入阶段而出不去，而不能上升，这就叫做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像拉美国家就是这样，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它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甚至到了中上收入阶段，但是它这个社会分配不平等，恰巧就是一种葫芦形的，或者是一种金字塔型，长期维持着低收入阶层过大，没有足够的内需，没有足够的中等收入阶层形成足够的内需来拉动它，所以它就陷在陷阱里面，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我们要逐步培育，通过发展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使他们逐渐成长，它不是一天两天的，需要逐渐的培育这个阶层上升到一定阶段，它的上升过程就是逐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过程，二者是同步的。

一财 李策：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目前来说有没有好的途径和方法?

经济学家 陈宗胜：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看，目前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城镇化，加快发展城镇化，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的城镇化才不到40%，名义上的城镇化，也就是按照常住人口大概是50%多，可是这常住人口并不完全能够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因为我们国家有户口制度，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农村，但他没有真正进入城市，没有成为城市的户籍人口，因此他就没有成为真正城市的市民，这样的一个市民化的城市化率现在才40%，而大量的农村人口是处在低收入阶层，从我刚才说的葫芦形，他进入到城市里面，他就会上升到中等收入阶层，也就处在葫芦阶层，所以我们推进城镇化，发展农村产业经济，农村的发展加速，城镇化把一部分人口从农村上升到城市里面去，葫芦形的细部就开始膨胀，底层低收入阶层就减少，所以城镇化是第一条途径。第二就是发展新型农村产业，推动新型农村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你不发展新型农村经济，也就不能够有更多的人推进到城市里面去，二者同时推进，从大方向看，咱们国家现在农村的土地制度最近改革是要向规模化、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将来有更多的能人来耕种土地，经营土地，有一部分就不经种土地了，他就转到城市里去，转到城市里去又不是简单的把人口过渡过去就行了，必须城市里有就业，城市化才能够真正完成，同时要改进户口制度，他进了城市之后他就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这样这些人逐渐就上到中等阶层去了，底层减少，中层增加，逐渐的向上发展，这个社会才走向一个现代稳定发展的社会，向富裕社会发展。

一财 李策：在您看来雄安新区的建设，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不是恰好符合这一设想?

经济学家 陈宗胜：雄安的发展是国家大计，千年大计，我觉得中央提出这个决策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认为雄安的发展，它应当是新的一届中央政府提出来京津冀一体化，这盘大棋，这个国家的第一战略，第二战略是长江经济带，第三战略是“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里面也需要不断的培育新的增长点，你知道，京津冀一体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第一个增长点是天津变新区的发展，在前十年里面，已经推进了十年，应当说这十年对京津冀的发展，对京津冀一体化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现在在这个新阶段，新的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中央又提出了雄安的发展，雄安是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个新的承接地，这个承接地的发展现在才刚刚起步，从规划上看，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技型的新城，成为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城，马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来可能集聚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人才都向那个地方发展，它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的发展，我觉得对缓解北京城市的压力，把非首都功能转移过去，教育、科技等等，有些事业单位的确不属于首都功能，搬迁到那儿去，我觉得是可以的。从大方向来看，就你刚才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应当是有利的，它可能培育出一些新的科技方面的，教育领域的、文化领域的这样一些中等收入阶层，它对改进我们国家的整体收入分配格局，我觉得会起一定作用。

一财 李策：您创立了“公有收入分配倒U理论”，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普通百姓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经济学家 陈宗胜：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是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我从80年代开始就关注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后来也一直把收入分配方面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等等。在中国，它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起源于，或者启动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最初这个政策，大的思路提出是由邓小平的“先富后富”理论，我觉得小平同志的“先富后富”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也是一个指导性的理论。到现在为止，发展到现在，我觉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整个社会富裕，这个目标正在逐渐得到实现，我前面提到了，我们国家用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2008年以前一直是上升的，不论是全国总的，还是城市内部，还是乡村内部，这个收入差别一直是扩大的，到2008年前后，这几个指标全国总的基尼系数，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乡村内部的基尼系数，还有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些基尼系数都在下降，有先有后转向下降，这就证明中国先富后富理论，用这个基本政策来指导，导演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觉得总体上是成功的。在2008年以前，收入差别逐渐扩大，这个扩大的过程，恰巧是财富积累，恰巧是社会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候，用扩大收入差别来刺激、引领，用先富的人引领整个社会发展，发展到2000年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水平已经进入到一个中上收入阶段了，到了中上收入阶段，这个时候也需要考虑收入差别逐渐缩小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恰巧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也开始提倡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以前我们是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现在我们提效率公平同等重要。今后可能走向一个阶段以后，也有可能优先公平，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处在一个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不能就消除了差别，因为这个时候还需要差别的激励，有差别就有激励，有先富的人，我们就有榜样，就有追求的目标。这个过程仍然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差别不能过大，过大了以后就伤及低收入阶层，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重视扶贫，精准扶贫，项目扶贫，迁移扶贫等等，扶贫的措施在农村里广泛推进，城市里也有低保政策等等，整体上看，这些措施都采取了，因此我们从2008年前后，我们的整体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别是在缩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