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才神作《千里江山图》背后，绕不开文艺帝王宋徽宗

《千里江山图》引发公众观展热潮    视觉中国图

相传23岁早逝的王希孟，却用短暂生命中的半年时间，让身后近千年的中国人对他念念不忘。

王希孟存世的唯一画作，据称他耗时半年完成的长达12米的《千里江山图》，构图跌宕、设色绚丽、用笔精微。更令人称奇的，是绘制完成这幅巨制的画师王希孟当时年仅18岁。

千年来几经流转成为清代皇家收藏的《千里江山图》，画卷极难保存。新中国成立后仅被公开展出三次，全卷展示两次，这也造就了它的神秘。故宫博物院9月中旬开幕的“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引起轰动，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上一次引发“故宫跑”的展览，是两年前的《清明上河图》特展。与《千里江山图》一样，它们都诞生于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也都曾为宋徽宗过眼。如果说约绘制于11世纪末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市井的写照；那在其后不久诞生的《千里江山图》，则是一名宫廷画师对宋徽宗治下隽永江山的颂扬。

在《千里江山图》里，画家陈丹青看到的是一个少年的元气淋漓。“人在十八岁年纪，才会有这股子雄心和细心，一点不乱。”认为如果画家“长几岁、小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这样一件作品，与18岁的年纪是相互成就的。

成就王希孟的不仅是他被传诵千年的天赋和勤奋，还有那位站在他背后、有着清晰艺术主张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以及这位艺术帝王影响下的画坛。

汇聚天下风物

王希孟留给世人的信息，除了这一幅鸿篇巨制，就只有宋代宰相蔡京与清初鉴藏家宋荦的寥寥几笔记录。甚至连他籍贯何处，具体在哪一年逝世，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人们只知道，在1113年完成了《千里江山图》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如今，通过画中的景观，研究者企图推断王希孟18岁前的足迹。在长度两倍于《清明上河图》的《千里江山图》画卷中，有北方大山的险峻奇绝，也有江南水乡的烟波浩渺，这样的景象，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无疑，它们来自拼贴。

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看来，落笔之前，王希孟一定有一次长途游历，实地看过他所绘制的景象。“他去过庐山，也到过江南。不然，他怎么能看到这样的景观？”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他说。

据余辉推测，《千里江山图》中的主景源自鄱阳湖的景观。“画中的大山大岭屹立在江湖沼泽之畔，在北宋统辖的疆域里，只有鄱阳湖畔的庐山有此特性。”余辉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不仅限于鄱阳湖一带，余辉认为，《千里江山图》中所涉及的景物最南段涉及福建仙游的双瀑和四叠瀑；往西北到江西庐山，向南再到苏州长桥。他在画中看到的竹篙撑船、挖河泥的场景，这是江南湖区所特有的场景。

如此庞杂的造型元素，到了王希孟笔下，却显得开阔坦荡、秩序井然。即便是用了上好的矿物颜料而使得画面颜色艳丽跳脱，但画面整体依然纹丝不乱、浑然一体。在高居翰、石守谦等书画研究者看来，这种秩序感正是北宋山水最为重要的特点。

石守谦在《从风格到画意》中这样描述：“北宋人不仅追求对外在自然山水的再现，而且努力去探索其中所存之秩序感，以之来创造可与人间帝国匹配的体系严整的伟观山水。”他的这番议论也正是北宋大画家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所阐述的主旨之一。可见，以高山堂堂比喻帝国伟业，在当年成为一股潮流。

王希孟、宋徽宗与蔡京

谈王希孟，绕不过宋徽宗。现在所能考证的与王希孟关系最密切的人物，就是他的老师兼雇主宋徽宗。

宋徽宗自小在众多饱学之士围绕中长大，他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却早就是一个诗、书、画全能的艺术家。成为皇帝之后，他开始将原本松散的画院制度规范化，让绘画有了和书法、诗词相同的地位。不仅如此，据余辉考证，徽宗还一手创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所皇家绘画学校——画学。蔡京则明确记录，王希孟正是画学的生徒。

大概是因为作品不合徽宗心意，自画学结业后，王希孟没有被允许进入翰林图画院，而是被召入中央政府存放税赋档案的库房工作。尽管本职已经与绘画没有关系，但王希孟坚持作画，并几次将作品送到皇帝跟前。后来，徽宗看到了年轻人的悟性，于是决定亲自传授绘画技法。

如艺术史家班宗华在《中国绘画三千年》中概括的，宋徽宗赞赏并推崇传统绘画技巧，极其注重写实，要求画师们仔细观察自然。他也十分关注画作中的诗意。在考察画院画师时，就常常以一句诗歌为题，命画师作画。将诗、书、画融为一体，也是他首先倡导的。他自己的作品都洋溢着古典美，班宗华分析，这种美出自对传统的继承、现实主义的观察和富有诗意的文学素养。

《千里江山图》正是对这种审美理念的绝佳实践。在这幅画中，画家对精细写实的强调、对前代青绿山水技法的再度发挥，以及富丽堂皇的着色方式，都明确可感。“宋徽宗比较喜欢设色绚丽的画作，也提倡细腻写实的风格。《千里江山图》符合他的审美。”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

更重要的，还有《千里江山图》中所描绘的宏大景观或许正符合徽宗对帝国山水的想象。早于王希孟作《千里江山图》，徽宗画了一幅山水长卷《雪江归棹图》。人们能够在《千里江山图》中看到《雪江归棹图》的影子。两件作品构图类似，前者几乎可以视为后者的扩展版本。余辉比较两幅画作时就认为，徽宗在取景与构图上对王希孟有着很深的影响。“当然，王希孟的画比《雪江归棹图》景深还要大，视野还要开阔。”

没有任何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说明王希孟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赶出此画的动机。但从蔡京的题款中的“上嘉之”三字可知，徽宗终于对王希孟表达了赞许。他转而把画赏赐给了权臣蔡京。在诗文书画上都很有成就的蔡京，应该是徽宗的知音。如今，人们仍能够透过徽宗自画像《听琴图》体会这对君臣的情感。在宋徽宗的笔下，自己身着深灰长袍，坐在一棵高大松树前抚弄古琴。而那个身着红袍，执扇静听的男子正是蔡京。

蔡京题跋

宋代山水又年轻了一回

王希孟所处的北宋是绘画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中国绘画的典范风格确立期。两宋以后的中国绘画正是以此为源头，绵延至今。此次与《千里江山图》共同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是自东晋到清代的多件青绿山水名作，勾勒了这一传统的发展脉络。

“青绿山水比较辉煌的时候是唐代，到了五代和两宋，水墨画的势头就比较兴盛了。”凌利中告诉第一财经。人们如今所能看到的较早的青绿山水画，是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这种画法经由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发展，在武则天时期达到兴盛。然而，到了宋代，水墨山水已经成为画坛主流。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五代、北宋名画如董源《溪岸图》、郭溪《早春图》、李成《晴峦萧寺图》等也均是水墨山水。事实上，“在宋徽宗之前，青绿山水并没有得到重视，画的人有，但是不多。”余辉说。

可以说，是宋徽宗的出现，让北宋山水又年轻起来了。如果没有他，青绿山水这种着色方法就不会被宋代的画院广泛采用，也不会成为后来的皇室成员经久不衰的爱好。“青绿山水差不多都要断了，但到了王希孟、王诜这里，可以看到一种传承。”凌利中说。

宋徽宗《听琴图》中，他本人为弹琴者，着红衣者为蔡京

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出生宋朝宗室，也是青绿山水的重要实践者。只是，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人画”倡导者，赵孟頫笔下的青绿山水与宋代的院体画家自然已经有了不同面貌。凌利中与余辉不约而同地提到，赵孟頫和与他同时的钱选的青绿山水已经“文人化”了。从最直观的感受来说，就是“色彩对比不会很强烈，显得儒雅”。

但即便有赵孟頫、钱选等画家的传承，两宋以后的中国画坛，水墨都无可置辩地成了山水画的大宗。“水墨更符合文人淡泊的审美。两宋以后审美有一个变化，出现文人审美为主导的画史，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凌利中说。

这并不代表青绿山水的文脉停滞了。在故宫此次特展中，人们就能看到这种技法在明代沈周、文征明、仇英笔下焕发生机。直至近代，张大千、黄宾虹、吴湖帆都是青绿山水的高手。与后来这些画家相比，《千里江山图》多少显得线条软弱，笔法单一。但后来的这些笔力老辣的画作，也再没了这样的恢弘气度与精细描摹。恰如陈丹青所言：“通常成年的老熟的大师，喜欢做减法，也就是所谓取舍和概括，可18岁英年的王希孟呢，他是忙着做加法。”

所谓“人书俱老”，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似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凌利中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就此后需要厚实文化积淀的文人画而言的，就王希孟这一路的青绿山水画来说，“其要求的工细技法也是与年龄有关的，年纪大了反而画不出来”。

这就是少年王希孟在漫漫中国绘画史上所处的位置，在文人画传统尚未崛起的时候，他完成了一件伟大的青绿山水图卷，起承转合间，他的名字恰好被历史留下。

链接：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于2017年9月15日至12月14日在午门展厅和东西雁翅楼展出，分前后两期，共展出文物86件套，中间将于10月30日换展。重量级展品还包括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展子虔《游春图》、赵伯骕《万松金阙图》等。展览不单独售票，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可免费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