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高估了比尔•盖茨的才智，低估了他的幸运

思维漏洞常使我们做出的推测失之偏颇，这也是导致抉择失误的根源。科学和哲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和这个世界，从而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惜的是，这其中的许多思维方式并不为人所知，浪费了它们的功效。

在《逻辑思维：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这本书中，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向我们清晰展现了这些思维工具的全貌，引导我们如何用科学和统计的原则拆解日常问题。这是一部充满启发性和实践价值的指南，会帮助我们在专业、商业和个人决策当中精确判断，获得先机。

尼斯贝特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曾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他的著作《思维版图》和《认知升级》曾获多项大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经授权，第一财经节选本书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低估情境、高估个人因素”，是人们会犯下的最普遍、最严重的思考推理上的错误。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将这种现象定命为“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每一个成功者的身后，都有一系列我们并不知道的幸运

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19岁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办了微软公司。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他让微软公司成为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人们可能由此判断他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毋庸置疑,盖茨当然极其优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进入大学以前就沉浸在计算机语言的汪洋大海中了。1968年,他是西雅图一所公立学校八年级的学生,但对自己的功课已感到厌倦。因此,他的父母让他转入了另一所私立学校,而这所新学校恰好拥有一个连接到美国国家计算机系统主机的终端。盖茨加入了一个小组,和他的朋友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探索这台高性能的计算机。他的好运气在接下来的6年中一直持续。他获准帮助当地一家公司测试软件,从而换取自由编程的时间。他常在凌晨3点从家里溜出来,进入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利用该中心那段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使用计算机。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少年会有像盖茨这样的条件接触计算机。

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身后都有一系列我们并不知道的幸运。如果经济学家史密斯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篇数是经济学家琼斯的两倍,那么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史密斯比琼斯更有天赋,并且更加勤奋。但实际上,如果经济学家在“大年”取得博士学位,就意味着会有许多大学的教职虚位以待,他们会在学术市场上表现得更好,拥有更成功的学术生涯;相反,那些在“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的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史密斯与琼斯成功与否的差别可能更多会与纯粹的运气而不是自身的智力有关,但我们都没有看清这一点。

许多在新世纪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获得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苦苦挣扎,命运不济。失业状况十分残酷,不只是因为这些人灰心丧气找不到工作,而且因为经济回暖似乎也遥遥无期。父母们会迷惑,他们那2009年从大学毕业的孩子简为何如此命途多舛,而2004年大学毕业的琼则在事业上做得风生水起。

热心？冷漠？——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境

无论你有英雄主义情结还是缺乏勇气,这些都可能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因素,它们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伯•拉塔奈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后来广为人知的“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intervention)。他们设计了一些看上去是紧急情况的场景——癫痫病患者突然发病,隔壁房间里一个书架倒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在地铁里晕倒了。人们会给这些“受害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极大地取决于其他人的存在情况。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他们通常会施予援手。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目击者”(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同谋),选择上前帮忙的人会少一些。如果有许多“目击者”的话,人们则几乎不会提供帮助了。

在达利和拉塔奈的“突发情况”实验中,参与者可以通过对讲机和外部交流。当实验对象以为事发现场只有他们自己时,有86%的人会急切地帮助“受害者”。如果他们认为现场共有两个旁观者,62%的人会提供帮助。当现场有四个人听到了呼救声时,则只有31%的实验对象会去伸手帮忙。

为了更好地理解善意和对他人的关心这两种内在因素可能不如情境性因素重要,达利和他的同事丹尼尔•巴特森以学习神学的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了一项研究——人们一般会认为学神学的人更有可能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施予援手。研究者让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神学系的学生到校园里的一栋教学楼里向好撒马利亚人布道,告诉他们一些可行的途径。其中一些学生被告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到教学楼那儿去;另一些学生则被告知,他们已经迟到了。在这些学生前去布道的途中,他们每个人都会经过一条走廊,走廊里坐着一个人,他低着头,不断地呻吟和咳嗽,明显需要救助。在那些不用赶时间的学生中,几乎有2/3的人给那个人提供了帮助。而在知道自己已经迟到的学生中,只有10%的人上前帮忙。

当然,如果你只知道某一个神学系的学生帮助了他人,而另一个人没有,你可能会对帮助他人的那个人有更好的印象。那种匆匆忙忙的情境不太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就像存在某种因素会让一个神学系的学生无法成为一个好撒马利亚人一样。事实上,当你对人们描述这个实验的情境设置时,他们并不认为这(迟到与否)会对一个神学系的学生是否会帮助一个在困境中的人有任何影响。鉴于此,这些人会把那些学生没有助人归因于他们糟糕的个人属性——个人的内在性格之类。

社会角色同样影响人的行为

隐藏的情境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一个人能否发挥其聪明才智。组织心理学家罗纳德•汉弗莱在实验室中设置了一个微型商业公司的办公室环境。他告诉实验对象,他很有兴趣研究一下“人们在办公室环境下如何共同工作”。他用了一个向所有人公开的随机方法选取了一些实验对象作为“经理”,并赋予他们监督的责任。另一些人则仅仅被设定为“职员”,听从经理的命令。汉弗莱给经理们一些时间学习他们的任务手册。在经理们阅读期间,研究者给职员们展示了一些类似邮箱、文件存档系统的东西。接下来,这个新组成的办公室团队要在一起办公两个小时。经理会给职员布置各种各样的不需要什么技巧的、重复性的工作去做,而且职员的自主权很少。就像在真正的办公室中一样,经理会恰如其分地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并指挥着职员的行动。

在工作的最后阶段,经理和职员会为自己和对方在基于其角色的各种特点打分。这些特点包括领导力、智力、克服困难的能力、决策力、支持力。对所有这些特点,经理对自己的同伴(其他经理)的评分要高于他们对职员的评分。除了克服困难的能力这一项,在对其他项目的评分中,职员对经理的评分要高于他们对自身群体(职员)的评分。

人们会发现,很难透过表面现象辨别社会角色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即使社会角色是随机分配且特权群体的角色都特别明显的时候。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如何完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事就更难清楚理解了。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分清楚哪些行为是社会角色使然,而哪些行为是源自人的内在性格因素。

在看过了以上这些实验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总对我的同事在博士资格口试中提出的机敏问题印象深刻——而通常或多或少地，会对我的学生给出的不那么有力的回答感到失望。

基本归因谬误常常会让我们陷入麻烦当中。我们相信了那些本不该相信的人,我们离开了那些其实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我们雇用了那些一点儿也不称职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能意识到情境性因素的影响力,而它们的确在左右我们的行为。我们会认为人未来的行为能够反映出我们从他当前的行为中推测出的特点。(所以,你不会想到这种判断与“过去的行为是未来行为的最好指南”的论断是不相符的,相反,一个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各种情境之下的行为,才是最佳的判断依据。在极少数情境下观察到的行为,尤其是在极少数同类型的情境下观察到的行为不大有说服力。)

《逻辑思维：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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