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论切•格瓦拉，无论轻蔑或是崇拜都是可笑的

人们必须变得年轻以后才能理解这种反抗。——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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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但似乎整年都没什么响动。2018年，是他诞辰90周年，无论如何，应该写点什么。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十年前，我在一家报社做编辑，领导有一天忽然问我，你们怎么不做做切•格瓦拉，那也算是个热点啊。其实想做很久了，但我不想弄成一种小资情调十足的缅怀。或许应该采访那个以格瓦拉继承者自居、依然在墨西哥的群山和丛林里“游击”着的马科斯司令？E-mail也行，反正他热衷于在现代传媒上进行“符号革命”（我实在很讨厌这个词）；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全球都在资本主义化，精确制导武器可以覆盖每一寸土地，视频监控（如果硬盘不是那么容易坏掉的话）可以鉴别每一张人脸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行的革命形式，而不至于与“第三条道路”之类虚伪的替代品为伍……可是最终报道也没做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视野，没有足够的学养，也没有足够的激情，最重要的是，日子过得太舒服……

其实我们现在对格瓦拉的态度，从两个方向来看，都非常可笑。一种是轻蔑，就是说，格瓦拉死得其时，要是不死，革命成功了，他会犯几个世纪以来的革命领袖大都会犯的错误；死了，就停留在一种神圣的时刻和位置，于是有资本成为永远的偶像；其他偶像，死晚了，那些难免要犯的错误，就把他们的形象给毁了。这种说法大概很接近真理，很难驳倒，但是也很没劲，很势利。我们回头再谈。另一种呢，就是愤青式的崇拜，牺牲啊，旗帜啊，激动得语无伦次，其实呢，革命真来了，大部分是要做逃兵或叛徒的。这种崇拜太轻易太没谱了。

那么我们今天面对格瓦拉和他的牺牲，究竟应该抱怎样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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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留下了很多照片，其中最让我动容的，不是那几张已成为通行招贴画的“标准照”，而是1966年的一张自拍像，出现在古巴切•格瓦拉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CHE GUEVARA）2008年出版的一本画册《摄影家——切•格瓦拉》（CHE：The Photographer）的最后一页。

那是11月初，他刚刚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住进了科帕卡瓦纳酒店，身份则是化名阿道夫•梅纳的乌拉圭商人。格瓦拉就此正式打响了自己的最后一战。差不多一年之后，1967年10月8日，在玻利维亚南部的尤罗山峡战斗中，他的游击队被政府军消灭，格瓦拉本人受伤被俘，旋即被杀害。

照片上的那个人，如果不是明确告诉你，他就是切•格瓦拉，相信没人认得出来。全世界都熟识的那个乱发飞扬英气逼人的革命者，那个留着胡子叼着雪茄的游击队司令，现在变成了肥胖的商人，圆滚滚的秃脑瓜，只在两鬓留了些花白头发，看上去像是一夜之间老了20岁。

这张最后的自拍照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坐着的切将相机低低地放到膝盖之间，从门上的一面镜子里拍下了自己的映像。他是否多少已经意识到了，正如他为了游击战的需要而不断变换面容与身份，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也将是多种多样、重叠反复、真假难辨的？当一部分人无限崇拜地称之为“人间耶稣”、“红色罗宾汉”、“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时，另一部分人却把他看作给古巴经济带来深重灾难的失败者、审判并处死成千上万人的冷血杀戮机器、到处煽动叛乱的恐怖主义者。

但有一点今天似乎已经取得共识，那就是尊崇或贬斥其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是理想主义的吗？是的，但这称呼几乎毫无意义。更多的钱也是理想，更大的房子也是理想，爬到更高的山上去也是理想，娶一个好老婆或嫁一个好老公也不是不可以称之为理想。而如果像我们现在所习惯的那样，为理想主义这个词赋予更加限定的释义，用来指代对高远而虚无缥缈的事物的憧憬与追求，那切•格瓦拉的首要的品质恰恰不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他清楚地知道要反抗什么，知道怎么反抗，尽管事物并不都如他所设想，但他的目光从未脱离拉丁美洲的大地而去追寻天堂的踪影，他拥抱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那是那个时代引领拉丁美洲走出“百年孤独”、摆脱殖民压迫的唯一可行之路，否则，那么深刻地理解拉丁美洲现实的伟大作家们，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如卡洛斯•富恩特斯，也不会因了格瓦拉的一声召唤而争先恐后地拥到他一手策划创办的拉丁通讯社来效力。

今天质疑格瓦拉的人，很喜欢拿甘地的非暴力来对比。但甘地同样明确警告过，如果在社会的不公义之前，你的非暴力是保持被动，那就只是一个谎言。1959年在印度访问的格瓦拉也触及了这一点。与尼赫鲁父女交谈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种体系（按：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也许合适，但在美洲就行不通。我们的抵抗应当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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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是笼而统之地看事物，那么我们确实应该听天由命，因为总的来说，历史总是循环的，事物总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些，无论老子还是黑格尔，都早早告诉我们了。然而事物、生活、社会、世界都是具体的，不是笼统的，它在可以宏观地加以把握的同时，也必须具体地、每时每刻地加以对待。哪怕反抗的结果果真是又一次权力争夺的轮回，当你面对的黑暗超过生存所能忍受的限度时，你依然必须坚定不移地站起来反抗。

这同样也是格瓦拉在今日世界所能够继续产生的意义：就算他如若不死注定会犯和其他人一样的错误，我们也绝对不可以否认他的斗争的价值；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站在所有被压迫者一边，坚决反抗全球资本体系与权势集团的勇气和历史重要性，再过两千年也不会减少一丝光彩，就像两千年前的斯巴达克斯今天依然伟大。即使有一天，连格瓦拉——如果活着的话——也腐败了，也会有新的格瓦拉义无反顾地站起来与他斗争。

因此看待此类事物的时候，必须坚决地把它劈开，从而完全成为两个应予以分别认真对待的问题，即必需的斗争，以及如何防止斗争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滑向自身的反面。当代的犬儒主义，恰恰在于以避免犯错误的名义，混淆两者，把一切抗争扼杀在自我怀疑的摇篮里。如尼采所痛批的：“到处都有人走向犬儒主义，并按犬儒主义的规则来解释世界进程，不，是整个世界的进化过程……‘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大势所趋，人类就得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什么样子，没有人可以违反这种必然性。’”

这个世界显然已经不需要也不相信不知深浅轻重的空洞革命口号，但我们绝对不能少了对于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绝对不能把对大多数人的压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立场”问题。在我看来，自由、理想之类激动人心的抽象理念都不过是不甚重要的副产品，而一种现实的对于生存处境的不懈抗争，才是对格瓦拉的纪念中真正应该强调的东西。用约翰•伯格的话来说：“革命行动非常罕见，反抗历史的感觉却是恒常的，即使这种感觉未能得到描述。它们经常被发现体现于人们称之为私生活的东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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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50或1951年的一个冬天，埃内斯托•萨瓦托，阿根廷后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博尔赫斯的密友，《隧道》和《英雄与坟墓》的作者，正在阿根廷中部积雪覆盖的科尔多瓦山中隐居。这一年，他毅然放弃了前程远大的核物理学研究，退出了极受科学界瞩目的居里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彻底投入文学的怀抱。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熟读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热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阿根廷青年，开始认真考虑放弃心爱的文学和所学的专业——医学，参与到宏大的拉丁美洲革命事业中去。这两个各自处于人生根本转折中的男人，在科尔多瓦群山中相遇了，一个四十出头，一个二十三四。1999年，88岁的作家在最后一部作品，自己的回忆录和“遗嘱”《终了之前》里，写下这次相遇：

“那个冬天我们忍受零下十四度的气温，贯穿该区的乔瑞优斯（Chorrillos）河完全结冰，而我们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在山间一个平静的午后，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医学院男孩，他在走访拉丁美洲的路上探视病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了解自己的命运。那个年轻人，今天所有最好的标帜都以他为象征，历史用切•格瓦拉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终了之前》P97-98）

不知道那个冰天雪地的午后，“在路上”的格瓦拉有没有用手中的相机为未来的大作家留下身影，抑或让作家美丽的妻子玛蒂尔德为他们拍一张合照。即便拍了，如今也已消逝得如同从未有过一样。但这个“医学院男孩”给大他 17 岁的作家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并且他此后所做的一切一定更深刻地影响了作家，以至半个世纪后，年近九旬的萨瓦托在总结一生的时候，依然用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永远的年轻人”来为自己不悔的选择做标注：

“他舍弃舒适的生活，而投向玻利维亚丛林一个不可为而为的战斗…… 他曾为那个全新的人而战，今天我们则需紧急地把这种精神从历史的瓦砾中解救出来。在他最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亲爱的老爸老妈，我再一次感觉到鞋跟后罗希纳提（按：指堂•吉诃德的坐骑）那马儿的肋骨，手持盾牌的我又要上路了。’于是他出发寻求里尔克所谓独特的死亡。那是他的伟大，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幼稚、愚蠢；但是这种疯狂的英勇行为却把我们从正义沦丧中解救出来……是他们这些人指引我们走向生命重生的道路。”（同上，P221）

“这些为救赎人性而牺牲的人，请你们常常思念他们高贵的情操。他们的死给予我们生命的至高价值，并向我们开示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挡的历史，他们提醒我们，人只有在乌托邦里才具有意义。

只有那些有能力体现乌托邦的人，才经得起决定性的战斗，那恢复所有我们曾经失去的人性的战斗。”（同上，P225）

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如果人们想要从深渊中挣脱出来，还有比这样的理想更现实的吗？

《摄影家——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

2008 年版

《终了之前》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著

允晨文化2009 年3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