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丁健：创投圈的“技术派”

Q:1994年为何选择回国创业？

A:我只想一件事情，把互联网带回中国

Q: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泡沫？

A:我挺喜欢李飞飞那句玩笑话

“我不认为AI有bubble，但我认为它有一个bubblewrap”

Q:你会担心错过风口吗？

A:从来不会，（始终能够做到理性）对。

Q:如果能回到30岁，你会选择做什么？

A:可能去做研究，像哲学、认知科学、脑科学，这些领域我一直愿意做下去

文字实录

“实际上我们刚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只想一件事情把互联网带回中国，我一旦在1988年用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太好了。”把互联网带回家，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归派”，当时29岁的丁健便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和搭档田溯宁回国创业。随着全球信息化建设浪潮的兴起，1995年亚信科技在北京一间不起眼的陋室里孕育而生，2000年丁健率领的亚信，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这让亚信成为中国IT界一个响亮的品牌。2003年成功创业的丁健，选择卸任亚信CEO，变身为金沙江创投合伙人。从一名创业者到专职VC，丁健似乎一直成功地踏在历史和时代的节拍上，成为改革开放历程的真实见证者。

张媛：谢谢丁总接受采访，今年正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一路见证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的蓬勃，您自身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创业者，也逐渐在转型和多元化。如何来看待这40年整个中国创业环境的变化？

国内创业投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丁健：我们回国差不多1994年，尤其是海归回来创业，我们几乎算是最早的一批。我离开中国去美国上学的时候，感觉到很多，甚至做一点点生意，还是跟“投机倒把”关系在一起，还是很不完善。到我们回来，虽然很多基础结构还不完善，那时注册公司都找不着北。到今天，国家对于创业、投资的鼓励，和各方面的支持政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十年以后回去硅谷，我说你们这儿连树的形状都不带变样的，好像它相对比较停滞，当然跟它成熟稳定也有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讲，跟中国的日新月异确实没办法比，所以中国今天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追成老二，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老大，这也是确实跟这40年改革开放，关系非常大。

张媛：当然有改革开放、政策环境的变化，跟技术的更新和迭代也离不开，您一直以来都特别偏爱，在科技领域当中的创业和投资，您如何看待这种追承和赶超的过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只想一件事情 把互联网带回中国”

丁健：其实人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的体制给大家“松了绑”，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中国人的，特别是企业家的精神，包括冒险，敢于去挑战未知的精神。另外我们传统对于科技的重视，使得各种各样的人才脱颖而出，在这样的体制，刘永好、柳传志他们，甚至说在很难的压力和夹缝中都生存下来和成长出来。对于我们来讲，实际上我们刚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只想一件事情，把互联网带回中国，我一旦在1988年用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太好了。我就想让中国所有大学生用上，我觉得中国就有希望能够真正赶超，在高科技方面追上世界，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想法回来做的亚信。

与另一位金沙江创投关键人物，人称“独角兽捕手”的朱啸虎不同，丁健的投资风格更加稳重与从容，作为搞技术出身的投资人，他身上始终散发着强烈的工程师气质，内敛、含蓄。他喜欢德州扑克，在他眼中，这是基本的投资训练，通过科学的计算概率，来衡量风险和回报比，然而他也提到，真实的投资，往往涉及不理性价格竞争，挑战更大。

张媛：对于比较早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当一个科学家尚在早期阶段的时候，不知道它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在这一过程当中即便是专业投资人，也存在对于不确定性的掌握，对吗？

不理性价格竞争使创业投资难度加大

丁健：我经常用的一个比喻，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打德州扑克，德州扑克里面最重要的是回报和风险的比，但是在那地方你可以计算概率，计算风险回报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在我们这行业是难在，首先计算风险回报就很难，其次计算完还要让自己严格地遵守结果来约束自己，我们真正要有纪律性进行投资，这个难度特别大。尤其是今天当大家都分分钟进来，用一个完全不理性的价格，在竞争的时候，对我们确实是挑战。

创业者的理性程度与成功概率成正比

但是好处在我们坚信一个道理，我们认为创业者的理性，和对投资、对估值、对投资人的判断，实际上跟他的成功概率是成正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种天然的互相筛选的过程，所以我们并不急于去竞争，我们去找真正的能够做大事，长远来看有希望的团队，这些人并不是很好高骛远，很在意一时半会的得失，很在乎自己那么一丁点的利益。在这些方面来讲，实际上对于我们在投资里面，是很大的成功因素之一。

张媛：现在随着科技的迭代，很多新出来的商业模式，估值越来越高，因此对于这种估值方面的合理性，是不是一定意义上讲，您所处的这个位置也起到，对估值的一个定价的功能呢？

盲目炒高企业估值是对企业的不负责

丁健：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虽然想定价，但是有可能不理性的钱进来，说我们就喜欢这东西，这东西很好，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进不来，他们就会拼命把这东西炒的很高。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不去追求这种定价权，我们只是追求，对于投资来讲要有自己很强大的纪律，它的风险回报相比必须是合理的，我们要对投资人负责任，对我们的有限合伙人负责任，其实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企业也要负责任。

因为当一个市场泡沫很足的时候，把估值弄的太高，实际上对企业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它到后面一两轮，如果市场突然间下来，它融不到钱，因为前面的估值过高，后面的钱就非常难进来。这种情况下使得企业也会受害，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避免这一类的情况出现，我们会很好地跟企业家、创业者沟通，大多数能被我们说服的创业者，往往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

进入2018年以来，数字货币、区块链成为创投行业竞相追逐的风口，联想到前几年的o2o、直播、共享经济、人工智能，风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至，唯恐错过风口，不少投资人带着资金，人脉亲下战场。然而大量资本和人力的投入，让人也不得不开始担心泡沫的产生。丁健认为，自己不会为所谓的追风口而焦虑，在他看来，投资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追风口的游戏。

张媛：随着这一轮AI和大数据一同爆发，现在区块链也是一个特别火的话题，对于现在初创性的企业，有好的技术，好的idea，找到适应的场景和落地，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样的元素呢？

深度理解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 忌讳似懂非懂

丁健：除了这些投资里面我们经常去看的，包括像人、团队，商业模式、竞争壁垒等等这些东西以外，我觉得在高科技领域，很大程度上，特别是最新的这几样东西，实际上对于技术深度的理解，开始比以前难度越来越大。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难的东西，像脑科学、量子等等的进入。但是今天，拿AI、大数据、云来讲，云大家还比较好理解，但再往上走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比如大数据意味着什么？大数据跟人工智能又是什么关系？区块链又是在什么程度上？所以我们最忌讳的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追赶这些名词。

张媛：听起来就是不理性的。

“人工智能是下一场核战争”

丁健：其实我从两三年前，在亚布力讲人工智能，演讲的是“人工智能——下一场核战争”，我提到这个重要性，只是今年年初布鲁金斯，布鲁金斯是美国最大的智库，它新任的学会主席他写了同样一篇文章，说我们对待人工智能要拿出当年对待冷战的精神一样。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们不约而同的在看同样的问题，在动一个思路上去想这个问题，确实要把它提升到这个高度。

人工智能正在被“泡沫”包裹

但是反过头来，高度是一回事情，落地是另外一回事情，并不是你有这样的高度，就要所有人都跳进去，只要沾了人工智能，就把自己的身价翻个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还有投资人去回应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挺喜欢李飞飞那句玩笑话，“我不认为AI有bubble，但我认为它有一个bubblewrap，核心是真的，但是被外面弄了一个泡沫的包装”，这非常明显。

张媛：看到2010年后，中国的整个PE、VC行业是蓬勃爆发式地增长，有一些非理性的资金进来，各路的财富管理机构，也都进入到这过程当中来，如何看一些大的估值泡沫出现的时候，你是否会担忧你没有搭上这趟膨胀的车。

丁健：从来不会。

张媛：始终能够做到理性。

为什么不担心错过“风口”？

丁健：对，因为我觉得一定要相信，第一永远有好的项目，每年每时每刻都会有好的项目出来。第二，好的项目并不是说，在于别人投了你就没有机会，而是在于你如何能够从中发现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自信的，尤其我们今天在创业者里面名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了解我们基金，所以通常优秀团队都会来找我们，我们是有机会去真正判断，是不是一个未来潜在的明星。

相对于投资本身，“技术出身”的丁健，他更着迷于前沿科技将给人类生活和传统行业带来的影响，比如脑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发展。他坦言，更喜欢从技术上引领行业的公司，目前他也将工作时间更多地，放在如何寻找和发现有颠覆性的技术公司上。

张媛：您个人是非常偏爱脑科学的，这次其实在年轻的青年企业家当中，也有关于脑科学的一些企业，您怎么看待脑科学领域当中的应用，为什么这么看中它？

为什么要关注脑科学领域？

丁健：一方面是现在的物理学和化学的突破，使得在脑科学的研究，脑的工具方面有非常大的进展，包括像核磁，还有功能性核磁等等，包括脑电，使得我们对于脑，原来看不到的东西，现在能够真正的很微观地，甚至纳米级地观察。

第二，我们很多的应用和其他领域，在等待着脑科学的突破，这也使得它的价值大大的上升，对它的需求也大大上升，无论人工智能的研究，生物医学的研究，甚至包括像哲学，物理学，研究意识和量子都和脑科学，某种程度上都发生非常大的关联。所以这块来讲，我认为它的突破，可能会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在我们看来属于一种高回报比的，可能成功还需要很长时间。

这是从我们的投资和生意的角度，那么作为我个人的兴趣角度，我也认为脑科学应该是下一步，对于人类来讲最重要的突破，因为这块没有突破的话，那真的就成为“机器奴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这方面真正有所突破，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知道，我们的意识，在未来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大脑到底在往哪个方向发展，而不是说凭空在那儿，傻等着机器超过自己。

张媛：一方面接受特别前沿的信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随着推进改革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满足好奇心的这些东西，落地变成生意的比例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为什么参与创办“未来科学大奖”？

丁健：应该是反过来，以前你的好奇心所在，可能在全球的前沿里面，在他们看来已经到可以应用的阶段，所以你的好奇心满足相对比较容易，你可能只需要了解一点就可以拿过来，今天我们的好奇心被慢慢提升越高的时候，你最好奇的东西已经是最尖端的了，越来越难好奇。

要让这东西去落地，对我们来讲更需要耐心去看去等待，我们走到技术的最源头去判断，整个高科技的突破源在哪里，所以这也是我很感兴趣未来科技，和未来论坛的启动和支持，一方面确实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在中国搞一个像诺贝尔奖，让中国的科学家和明星企业家一样的成功，一样的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那里去做。另一方面从我们角度来讲，跟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密切相关，我们跟这些最优秀的大脑在一起，也天天从他们那里学到每一个领域最前沿的东西在哪里。

张媛：同样的一个技术，它在不同场景下落地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环境的不同，产生不一样的收益和回报，而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也会出现不同和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从您的角度，您如何来平衡这种差异，以及利用这种差异呢？

全球尖端科技与中国市场相适配

丁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一方面知道中国和中国最大的市场，巨大的潜力，我们的人口和我们人才的储备。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国外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原创科学领域的突破。所以我们每年现在都要去这几个非常有名的大学里面去学习，上七到十天的课，能够听到每个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跟我们讲脑科学、引力波、量子计算机等等，我们把握好在全球最优最先进的科研最尖端在哪里。

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回到中国，来脚踏实地地看每一个deal，到底元素、应用合不合乎我们的国情，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有些方面我们甚至可能不需要去等待美国，我们可能需要超前甚至有所突破，才可能更好地往前冲，有些可能在美国不work的，可能中国会预先work起来，像共享单车，包括像“饿了么”这样的，在美国它的人口密度支持不了这样的运作，但是在中国就可以。所以这些方面的东西，使得我们能够把两边的优势能够真正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