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魏玛共和国的十大教训

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审慎地回顾上世纪30年代魏玛共和国解体与此后纳粹兴起的那段时日，希望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但是，随着当今民主政体中冲突频现以及集权主义的兴盛，上世纪30年代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所有国家深思。

第一个教训便是经济冲击。比如，循环往复的通胀、经济萧条以及银行业危机，对于所有政府而言都是棘手的挑战。经济不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艰难时刻使得民众对当时的政府有所不满。这不仅是从魏玛时代遗留下的教训，同样也来自于对民主体制经济运作内在逻辑的大量研究。

第二个教训，便是在经济已变得极端糟糕的情况下，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模式往往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当一个国家的政体已变得支离破碎时，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模式将催生不合群的多数人。通常的结果便是，极左、极右势力的兴起。这一群体往往拒绝认同现有的政体。

结合起来看，这两大教训是政治学者研究魏玛时期的传统所得，但通常，学者们习惯孤立地看待这两大教训，往往会导致一些理所当然的结论。比如，第一个教训常常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极端的经济危机才会威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第二个则使人们认为，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体制更稳定，而这恰恰是错误的看法。

为了摆脱这些错误的认知，我们有必要看看魏玛时期留给我们的其他八个教训。

首先，公投是个危险的工具，尤其是在较少使用且选民对其了解有限的情况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党在1929年摇身一变，趁经济危机爆发之际，联合其他右翼政党，发动全民公投，随后篡夺了政权。

第二，在尚未得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过早解散议会也是风险巨大的尝试。即便投票构成了新一轮选举的基础，也能被解读为民主进程失败的开端。在1932年7月，在那场虽不受限但法律上没有必要的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占绝对多数的37%的选票。而距离当时最近一轮的选举仅2年不到的时间，后一轮选举则是在1934年。

第三，宪法并不会必然保护政治体系。想当初，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是出于一群最具智慧与伦理道德的学者之手，其中就包括马克斯·韦伯，因此被认为几近完美。但当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时，比如外交政策的博弈或国内的不稳定，对现有政体的冲击意味着急需额外的法律架构来弥补宪法架构中的缺陷。宪法的保护作用在这些冲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而且，民主的敌人会进一步利用这些突发事件。

第四个教训也与此相关。商业游说团体往往扮演着幕后黑手的角色，议会中的各派系往往极易受其影响，使得潜在的合作瞬间瓦解。

第五，那些被政客用来妖魔化对手的政治文化侵蚀着民主政体。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种政客间的不正之风始于纳粹兴起前。1922年，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被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不久之后，隶属于中左翼派别的首相约瑟夫·韦尔特（JosephWirth）在议会中对右翼政党警告说：“民主，不是那种拍着桌子叫嚣道：‘我们现在掌权了！’”他以“我们的敌人是右翼”总结了这番良苦用心的告诫。但这一告诫最终使得议会中各党派的关系处于空前剑拔弩张的状态。

第六，总统的家人也可能是危险因素。在魏玛共和国，年迈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在1925年被选为总统，并在1932年连任。当时，在上世纪30年代早期，在几次小中风后，兴登堡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的儿子奥斯卡趁机控制了父亲身边的关系网。结果，只要任何呈交给他的协议，他都来者不拒地签署了。

第七，即便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中，叛乱团体无需绝对多数就能控制政治体系。纳粹党人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获得了37%的绝对多数，在当年11月的另一场选举中，纳粹党人的支持率跌到了33%。不幸的是，下滑的支持率使得其他政党低估了纳粹党人的影响力，因而将其视为一个潜在的联合伙伴。

第八，教区的神职人员有时也能通过拉拢一部分民粹分子生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各州通常会提供住房、地方政府服务、农业与工业补助以及较大部分的公职服务，但通常依靠举债来筹集提供这些服务所需的资金。

可以肯定的是，起初，魏玛共和国的经济表现抢眼。直到后来，政府开始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援，德国政治形势才开始出现恶化。其他国家并不相信德国政府的求援，即若不及时施以援手，一场政治灾难在所难免。而在当时，要说服本国选民来帮助德国，更是不容易的事。

通常，人们总认为，以英美为代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比依赖比例代表制选举的国家更具灵活性。

但事实是，这些国家依旧在某些时候显得脆弱不堪。比如，一国经济对来自外国储备依赖的程度，从长期来看或许与政治无关，但当今年美英两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分别预计可能达到3.7%和3%时，再加上弥漫在英美选民中的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使外国债权人倍感失望之际，及时反思与清算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记者潘寅茹翻译。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