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有阴影 但仍在推进

在全球化3.0体系中，美国和美元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表面上的权力均衡与实质上的单极世界并存。但历史经验表明，单极世界从来都是不稳定的，从而也是短暂的。经济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并没有改变全球贸易失衡的状况，新兴市场国家在经历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纷纷调整战略组合，努力实现贸易盈余，并开始积累外汇储备，这就是伯南克在10年前说的“全球储蓄过剩”。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等金融资产实现了资金回流。这些回流的资金一方面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重返新兴市场国家，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导致了西方国家利率水平不断降低，推升了资产泡沫，并最终爆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地缘政治方面，主要大国实现了权力均势，占领了制定规则的制高点。后发国家无望跻身其中，便开始需求地区话语权。但在维护区域均势方面，联合国表现并不佳。后冷战时期军事暴动的动机往往不是要实现民族自决和建立新国家，而是一种清算与复仇，企图建立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阶层，以分享增长的成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自决问题就解决了。

全球化的两个维度

全球化3.0体系是不稳定的。总的来说，它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可以将国家分为三类：资源型国家、消费型国家和生产型国家。

资源型国家主要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像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大宗商品出口占到其对外出口的绝大部分；产业链顶端的是消费型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占到GDP的4%以上，典型代表是美国。它们一方面从资源型国家进口油气资源，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国家进口制成品；制造型国家主要是指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的4%，如德国和日本，它们在汽车、数控机床等精密制造上具有优势，而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在低端制造业上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个维度是货币方面，美联储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同时也是全球中央银行。汇率盯住美元的国家，为了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贸易中每赚1美元，就要释放同等价值的本币。以中国为例，中国最高峰时积累了价值为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美元资产超过一半，那就是2万亿美元，转换成人民币就是超过13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占基础货币比重为50%左右。截至2016年底，美元资产占外汇的比例仍高达53.1%，远远高于欧元资产的25.8%和日元资产的5.7%，虽然其结构在逐步优化。

这种货币秩序带给中国的问题就是，长期、大量的贸易盈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货币的发行机制如何转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高于美国依赖中国的程度，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来看，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为19%，而美国为10%；中国对美贸易总额占比为10.4%，美国为3.9%；中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9%，而美国为0.8%；而且，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和其在国内开展的减税等刺激措施来看，中国的贸易形势乃至全球的贸易格局，都正在重构，前景不容乐观。当然，贸易的依存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换个立场，就是美国依赖从中国的进口。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看是由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的，但本质上是全球化3.0体系的不均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金融危机只是这个单极体系内在不均衡在金融上的表现。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准备重建国际新秩序。但这次重构世界秩序的，不是战争，是金融危机。

对金融危机的反思

金融危机带给世人的反思，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

首先，金融自由化不再是信条，强化金融监管、加强监管协调成为共识。1999年创建的金融稳定论坛发展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由20国集团的成员国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组成，宗旨仍然是制定、推广政策和“最佳实践”，帮助那些采纳其意见的国家预防和管理其经济体内部和全球金融风险。巴塞尔协议Ⅲ成为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和底线，各国央行纷纷制定了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宏观审慎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一大支柱，货币政策应关注资产价格取得了广泛认同。

其次，贸易自由化不再是信仰，贸易保护主义点燃了贸易战，甚至还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新的区域和双边协定正在削弱WTO框架，全球贸易扩大化进程中断。奥巴马总统领导的美国想以新的多边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重建贸易秩序。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战略的他不希望美国受到任何多余的制约，想用双边协议替换多变协议，私人定制贸易规则，所以退出了TPP与TTIP。当然，在不违反“美国优先”的前提下，美国仍有可能重回谈判桌前。扭转贸易赤字并实现贸易盈余，是特朗普平衡内部失衡的手段。

众所周知，美国走在全球经济复苏周期的前列，目前已进入资产负债表与利率的“双重收缩”阶段。为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引领经济复苏的重任转移到了财政政策方面，这就有了特朗普税改计划。但税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短期内必然加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吸引美国跨国企业资金与利润的回流也是其本轮减税的显著特点。除此之外，很少有人注意的是，美元指数自2016年12月19日达到102.38的高点之后，便进入了下跌通道，截至2018年3月5日，美元指数为89.95，美元走势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走势相悖。我们的理解是，弱美元也是美国平衡内部失衡的一个手段。

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后发优势，逐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习惯了当老大的美国，自然会有十面埋伏之感，不再贪恋霸权带来的荣誉感，“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美国的战略性收缩或许是必然的，特朗普上台，只是让这个时刻稍稍提前了一点。这种转变也意味着长期奉行“主权责任”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逐渐式微。它经常将塑造其他国家内部条件和性质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并不在意“主权的责任”，而是强调各主权国家的共同义务。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虽然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过于厚此薄彼就有失公允了。不能仅因为贸易的全球化出现了暂时的倒退就否定全球化仍在推进的现实。打击恐怖主义、遏制核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等各项工作，都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但是，仅仅从全球化一个视角来理解世界秩序已不能给我们提供全图景，全球化内部还有一个“亚全球化”，那就是区域化。以前，区域化是全球化的补充，但在大国关系取得均势和全球政经格局趋于稳定之后，争夺区域性话语权开始成为邻国博弈的主战场。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原来发生在大国间的军事对峙局面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区域性摩擦在增加，比如南亚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中东问题、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等。另一方面，区域性多边协议和组织机构也在不断增加，这既是全球化式微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化的存在感。除此之外，以非官方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体为单位的国际交往达到了新高度。即使主权国家层面出现不和，民间交往也很少受到影响。

所以，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秩序的全部内容，世界正在朝向一个多层次和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相信，变化的只是结构，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主流意识。决定秩序“质量”高低的，是对规则和原则之定义的认同度和制定，调整与应用这些规则和原则之程序的接受度，决定秩序是否稳定的是权力平衡。

（邵宇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系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