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 | 姜文：迷恋于创造一个世界

“我觉得我拍的电影都是很有质量的。我们坚决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谁说我们不对，那是他的错，不管。”这句话由导演姜文幽默地说出来，切合他在公众眼中狂傲自负，甚而有些孩子气的形象，似乎毫无不妥。

身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姜文的一言一行都引得媒体关注。他的新片《邪不压正》即将于7月13日上映，金爵奖评委主席论坛也变成了剧组主创的集体亮相，而这自然是最令影迷兴奋的。

本该在上午十点开启的论坛，八点左右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队。论坛一改往届的严肃面孔，变成姜文、彭于晏、周韵等主创的见面会，现场不时爆发出笑声。

除了明星，论坛嘉宾的数量在初始名单的基础上扩大不少，姜文花了差不多20分钟时间介绍影片的制片人、编剧、剪辑师、摄影指导、服装设计师，不吝赞美他们是 “最天才的”、“极富才华的”，每个人都尊称姜文为“姜老”。

导演谢飞曾感叹，姜文曾经七年不拍电影，对中国影坛是一种巨大损失。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姜文面对记者提出这个问题，轻快而骄傲地回应，“那七年，我也在演一些电影，后来拍了《太阳照常升起》，我觉得也很好。要不是七年没拍，我怎么能拍出那么好的电影？”

1994年，姜文拍出了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在影史上的地位过于崇高，以至于成为姜文20多年里无法回避的话题。如今再被问及这部电影，姜文会采取迂回的方式：“我现在肯定没兴趣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装成三十多岁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没那感觉了。我得拍我现在能拍的东西，这样才有价值。”

根据作家张北海小说《侠隐》改编的电影《邪不压正》，就是54岁的姜文正在思考、渴望驾驭的题材。

用十年寻找《邪不压正》

关于《邪不压正》的话语权，姜文找了十年。

十年前，姜文就在作家张北海那里买下了小说《侠隐》的版权，其间又续了两次版权。之所以搁置这么久，是因为他得想明白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在《十三邀》中与许知远对谈时，他坦承自己的忐忑：“它不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离我那么近，里边很多东西是立刻能闻到的，《侠隐》离我有点远。”

张北海在《侠隐》的自序中写：“这里的北京，是没有多久的从前，古都改称‘北平’那个时代的昨日北京。……抗战烽火前夕，走进这虚实两个世界，是一位现代江湖游侠——越洋归来，替天行道，一了恩仇，穿云而去。”姜文用了十年时间去理解和认识《侠隐》，直到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掌握，电影的轮廓和面貌才逐渐清晰。

他反驳别人对自己的预设，拍电影时，他唯一忠实的只有自己。他觉得社会上弥漫着许多伪命题：“电影有什么语言？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叫真正的语言，电影就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内容，是你对人生、对人世间的态度。”题材对他而言也是虚无的，“找什么题材，多鲜的肉，根本就是胡扯。还是要把剧本写好，或者拍你能有话语权的东西，你没有话语权干脆就别拍，拍了也是浪费。”

《邪不压正》的故事发生在北洋年间，被姜文称为“李小龙闯入卡萨布兰卡”。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师兄勾结日本特务，杀害师父全家。他侥幸从枪下逃脱，伤愈后赴美学医多年，同时接受特工训练。1937年初，七七事变前夜，北平山头林立，乱世之中，李天然受命，回国决定开启复仇行动。

之所以拍以抗战为背景的故事，姜文说，1937年的中国面临国破家亡，这是全世界最应该表现的作品，中国做的还没有“洋人”做得好：“今天坐在这里的中国人知道纳粹是坏人，知道犹太人被迫害，那是因为洋人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投资人、艺术家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让中国的小镇青年都知道纳粹做了什么样的事，但是大家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拍电影）是一个对人世间负责任的态度。”

两年前，编剧何冀平就写好了完整剧本，姜文不满意，“我们都知道还没到能拍的程度，我也知道‘更好’是‘好’的敌人，我的确心里不能接受两年前写好的剧本，你们拍去吧。”

姜文拍电影，一向被外界误传为没有剧本。编剧孙悦澄清，并不是没剧本，只是修改次数多，耗时较长。拍摄过程中，编剧要始终跟进，不断修改：“摄影机拍下来之前，台词永远有改得更好的空间。”

对电影的一切，姜文近乎偏执地追求完美。摄影指导谢振宇想了个办法，一次打三组光，以应对导演随时变化的要求。周韵笑言，剧组每一个部门都被姜文打磨成细节控：“从剧本、摄影、剪辑，哪怕是服装的面料、颜色，都追求细节。甚至剧组吃饭也要搭帐篷，姜文不允许大家蹲在地上吃饭，都要坐着。”

人世间永远有荒诞

被压榨或是被开掘，《邪不压正》剧组里的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彭于晏说，他直到现在都没法再接其他的戏，“导演非常了解演员，他一直在挖掘演员自己所不能面对的东西，他相信你可以做到，可以把表演变成更不一样的东西。”

姜文调教演员的功夫向来了得。从夏雨18岁凭《阳光灿烂的日子》夺得威尼斯奖、台湾金马奖影帝，到房祖名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荒诞演出，在两位演员的职业生涯中，那样灿烂自然的表演可谓难以再现的巅峰。

姜文说：“表演其实是暴露，不是装模作样。我看到这些演员为了角色把内心世界、包括时间都搭在这儿，我要把他们的生命和角色生命融在一起，拍下来，将来他们过了多少年回头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段是表演，而是自己内心的暴露，是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对他个人也是很值得的经历。”

姜文谈彭于晏的表演，仿佛也是在说自己。姜文很早就以演员的身份红遍全国，《芙蓉镇》里的秦书田、《红高粱》里的余占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再到后来自导自演的多个角色，他的银幕魅力征服了跨年龄层的观众。

“我从来没有放弃做演员。”姜文说，“我希望我有这样的表演机会，但很少碰见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摄制组根本就不明白要做这样的事。以前谢晋电影有这样的时候，外国电影也有，中国现在越来越少。”

一位曾和姜文合作《纽约，我爱你》的外籍制片人提及，姜文拍《鬼子来了》这样的沉重题材时，在严肃与苦难里总带着戏谑，欧洲人拍纳粹和犹太人题材时，很少有这样的喜剧色彩。

姜文认为，欧洲有严肃的《辛德勒的名单》，也有《美丽人生》、《虎口脱险》这样的喜剧，“你看悲剧的时候也有机会笑，我觉得那是一种荒诞。荒诞其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存在于整个人世间，无论是战争和非战争中，甚至在我们今天的论坛当中，永远有荒诞。”

姜文庆幸，他可以在创作中触及一些荒诞的东西：“因为荒诞不是可笑，是接近本质的东西。《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步之遥》包括《邪不压正》里面都有。我四年拍一个戏，也在不断地寻找（荒诞），如果不找到这个，随便拍戏，我一年可以拍四个，不难。但是找到它是比较难的。”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邪不压正》，姜文总在拍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那些发生在动荡年代的故事更加吸引他的注意。在早几年，他的回答是：“乱世容易出英雄。生活一旦极端化，故事就容易出看点。”

最近他反复强调没有那么怀念过去：“我骨子里反对今不如昔的那种认识。我理智地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肯定比现在好。我觉得民国并不特殊，就是我们的昨天吧。今年也很快变成昨天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彭于晏记得，姜文在闲聊时提过自己为什么拍电影，电影对他来讲就是另一个世界，有时候会觉得拍电影好像可以逃脱现在的世界，电影世界更美、更浪漫。

姜文说，他拍电影是迷恋于创造一个世界，“生活第一，电影第七。我从来不说电影是生命，要为它付出，我要死在片场。永远要吃好、睡好、喝好，在这些都做好了以后，（电影）自然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