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美联储、欧央行与财政部较劲的故事

近期，国内市场对于央行和财政部的“隔空喊话”尤为关注。其实在海外，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这两大超级央行从来没有停止过与财政的较劲。

美联储一度孤军奋战

2007年，次贷危机发酵。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轰然垮台。美国政府在2008年10月推出总额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以帮助整个银行业脱离困境；同年11月，美联储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QE），即通过购买国债、MBS等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且将利率降至0附近，此后总计三轮QE持续到2014年10月才陆续退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由7000亿美元附近扩张到4.5万亿美元。

此后几年，美国的财政政策在赤字率的包袱下显得寸步难行，而危机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美联储，仍然在肩负推动经济复苏的重任。到头来，美联储却成了众矢之的，被指责因推出QE而推高了资产泡沫，导致储户存款利率受到侵蚀、加剧了贫富差距。

对此，在危机期间掌舵QE政策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可谓一百个不服。因为当利率降至零后，美联储的回旋空间着实无几，唯有依靠财政发力。在2014年离任之际，伯南克还不忘抨击财政政策过于紧缩，并称其“影响了经济复苏，而且还是适得其反”。

此后几年，美国经济复苏始终十分缓慢。伯南克并非不理解财政政策的难处。他早前也提及，“我们不应该忽视，财政政策往往会受到政策、意识形态和财政空间的束缚，导致财政工具无法保证灵活、及时使用，这也是为什么货币政策总是首先发挥作用，来应对短期经济不稳定。”

但他所在意的是，近年的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可以在经济严重下行时提供一些支撑，就比如美国在2008年、2009年时。他也在自传《行动的勇气》中写道，他认为华盛顿的其他决策者应该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扩大修路等方面的联邦基础设施项目支出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并且能够立即创造就业岗位，让人们重返工作。

此外，美联储在美国国内市场遭到各方的敌意，被认为催生了资产泡沫、加剧了不平衡现象。美股的狂飙突进就是一个话柄。

“那些2009年还在怀疑牛市可持续性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点——永远不要和央行对着干，这也是业内的金科玉律。”华尔街某大行风控主管冯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一路膨胀，似乎股市已经没了不涨的道理。2017年3月9日，美股迎来了牛市8周年，标普500指数从危机时的最低点666点暴涨到当时的2372点左右，8年涨幅高达256%。

对此，伯南克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及，货币刺激“并不一定会增加不平衡现象”，积极的就业增长是至今货币政策变化对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最大影响。伯南克相信，一个更加健康的就业市场是抗击贫困的最佳武器。

同时，他也认为，美联储的QE政策不仅仅只利好股市，也支撑了此前溃不成军的房地产市场。股价高企固然可能会滋生不平等现象，但房价的回升也减少了不平等现象，“因为房产代表了62.5%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

同时，他也提及，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趋势，是由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例如全球化、科技进步、人口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变等，“货币政策影响是暂时且温和的。货币政策如果处理得当，会为经济稳定、繁荣创造更多动能。”

当然，伯南克从来没有否过一点——货币政策是一很生硬（Blunt）的工具，尤其是当利率已经降到零后就更加被动，“但在华盛顿，只有美联储一家在孤军奋战，虽然我们的工具不尽完美，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他当年称。

但颇为令人费解的是，如今在美国经济全面扩张之际，美国的财政刺激却开始大行其道，尽管目前企业资本支出、盈利大超预期，但这一过度顺周期的政策令众多机构担忧未来美国财政或不堪重负。

欧元区的财政窘境

比起美国，欧元区面临的货币、财政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欧元区只有一个央行——欧洲央行，却没有统一的财政，这就让央行更加力不从心。从经济数据也可以看出，如今欧元区的复苏远不及美国，核心通胀率徘徊在1%，远远不及2%的目标。

于2014年初正式宣布实施QE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几度表示，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大缩减，如果没有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配合，经济复苏可能也只是“纸上谈兵”。

回顾应对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的过程，欧洲央行是绝对主力，这主要是因为欧元区实行着一套财政纪律，即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水平不得超过GDP的60%。

随着希腊引发的欧债危机的爆发，为救助主要买单的德国开出的条件就是要财政紧缩，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严格遵守3%和60%的纪律，否则就无法拿到“救命”贷款。随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债承压的国家，都纷纷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

此外，欧洲央行的QE甚至在推出前很长时间遭遇了极强的政治阻力，尤其是来自德国，因为德国认为央行的QE政策承担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而这是财政政策的范畴，因此也有政客质疑欧元区QE的合法性，这也导致欧元区的复苏远远慢于美国。

直到2014年3月QE正式启动后，德拉吉开始不断意识到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不断呼吁经济复苏需要财政扩张政策的配合，否则无异于被困在了“流动性陷阱”中。不过至今为止，德国等仍然是财政扩张的政治阻力。

此外，结构性改革也是德拉吉始终呼吁的。诺亚财富首席研究官夏春此前也对记者表示，“欧元区需要进行改革，建立高效的银行体系，形成欧元区财政联盟，但这要求欧洲的政客们解决许多政治上的冲突。如果改革成功，就能在区域内形成一个真正的风险共担体系。一个合理的区域范围的财政政策，结合欧央行的货币政策，才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财政能否协调？

眼下，关键问题就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否协调？

美联储来是全球最为独立的央行，任何外部的压力都无法改变其实现法定的终极目标，即维持价格稳定、充分就业。

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了实现抗击高通胀的法定使命，大幅加息导致美国经济一度在衰退里挣扎、破产企业翻倍，失业率创1940年以来最高，这也导致任命沃尔克的卡特总统在1980年的大选中因稳增长不力被里根击败。不过最后事实证明，沃尔克的正直和坚持是正确的，“你的目标足够明确、力量足够强大，之后你会经历多年的增长。”沃尔克称。这一例子似乎说明了，货币政策不能迁就或迎合财政或政治任务。

不过，伯南克此前也就协调给出了另一个见解。在他看来，第一，协调的目标应该与央行的法定使命相契合，即价格稳定、充分就业，而这如果必须通过协调来实现，那就应该选择协调，而不是一味地拒绝协调从而导致央行无法实现使命。

他还补充道，“相反，如果协调的结果会与央行的法定使命不一致，那么就不应该协调。尤其是，以提高通胀为目的的财政、货币协调，除非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考虑，除非央行已经认为靠一己之力无法实现通胀目标。”

其次，伯南克认为，央行必须要持续评估上述第一个条件是否能得到满足，并保持在任何时候都能停止协调的权力。“短期的货币、财政协调固然对实现政策目标十分重要，但也只有有原则的协调才能在长期有利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