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慑“高危人员”不如关爱疏导

这两天，深圳排查治安高危人员一事受到关注。据深圳警方称，目前已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并离开了深圳。

根据深圳警方的解释，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是指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深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在警方看来，这些人留在深圳，将给这座城市的治安带来隐患。

许多人因此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震慑迫使数量如此众多的“高危人员”离开了深圳？他们离开深圳之后，会流散到哪里，又是否会给其他地方带来治安隐患呢？

评价深圳此举，关键点就在于这样的排查与“震慑”行动，是否合理合法？我们的政府，是要讲究依法行政的政府。政府的各种行为，当经受法与理的检验。

从背景来看，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8月在深圳举行。围绕着大运会的筹备与举行，深圳的保安压力陡然大增。排查“高危人员”，正是深圳治安管理步入冲刺之际的一个行动。

客观而言，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外来人口众多，成分较为复杂。目前，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大，侵财案件突出，犯罪活动“流窜性”趋势明显。深圳警方在治安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挑战与压力，这是一个实情。

显然，深圳警方启动“高危人员”排查，与这个背景密切相关，与强调对流动人员的管理密切相关。但是，这并不是说，震慑、驱逐可疑的“高危人员”就名正言顺了。

在一定意义上，上述那些被深圳警方界定为“高危”的人员，确实有可能比一般群众更容易扰乱治安秩序，甚至走向犯罪——但这只是可能而已。在一个公民没有实施违法违规的行为之前，公权力机关并没有权利对其行使任何具有“震慑”性的行动，甚至不能随意干扰一个公民的生活空间。这是对公民权利的起码尊重，也是对法律精神的起码尊重。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深圳警方排查并震慑“高危人员”，其实是以“有罪推定”的思维，有意识地将部分公民（大多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员）打入另类。在堵不如疏的治安理念里，这样的做法，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推到了别处，或反会激发矛盾，将一些所谓“高危人员”推到对立面，造成可能的治安问题乃至犯罪事件。

在浙江等地，目前“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等特殊人员被统称为“归正人员”。“归正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履行公民的义务，不受歧视。“归正人员”不能被歧视，所谓的“高危人员”又如何能被歧视呢？警方加强对重点要害部位的管理没错，但这不能以部分公民的权利受损为前提。

社会治安向来是个综合治理工程。这项工程的系统性与严峻性，决定了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而不太会在短期内能用某种方法获得“突破”。尽管深圳警方的此次行动有着大运会的背景，但即便如此，期望震慑“高危人员”离开深圳市境来保证深圳的平安，也非妥善之策。况且，将系统性工程简化为一次性的震慑行动，难免有惰政之嫌。

要保一方平安，确非易事。尤其是深圳这类经济发达、流动人口数量巨大的特区城市，更是如此。维护好深圳治安大局，重点还在于夯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广泛开展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积极构建大排查、大调解工作格局。同时，推进社会治安的管理创新，抓好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

事实上，比之简单化的震慑性驱逐，更重要的任务还须疏导矛盾，加强服务。从发展趋势看，目前流动人口作案逐渐出现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的倾向。一些移居、沉淀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或会因为对生活状态的不满和对现实的失望，在遭遇挫折后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面对这样的年轻人，社会管理者当抱以关爱的态度，努力加强服务管理，及时疏导，而非将其视为“高危人员”加以震慑。一个青年人是否可能走上犯罪之路，与其所处的环境大有关系。

因此，8万余“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断不可看成是社会管理者的政绩。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大有值得梳理与思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