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普斯基:IMF成全球央行我很乐观

希腊债务重组绝非最佳选择

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最近一周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法国政坛的风云突变，一点都不会过分。上周六前，处于国际声望和政治生涯巅峰的 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做梦也不会预测到今天自己会被囚禁在纽约一处监狱狭小的单人房间里。Bail，这个卡恩想来最为熟悉、这两年一再出 现在Bail-out（金融危机中的救助）专业术语中的单词，如今让他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其另一层含义——保释。周一，纽约法官拒绝了其律师提出的保释申请。

悬而未决的案件，旋即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争夺和暗中斡旋。美国、欧洲和亚洲这三大阵营，各怀打算。欧洲（握有36%投票权）希望延续惯例，理由 为眼下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尖峰时刻；亚洲（21%投票权）当然跃跃欲试；而美国（拥有17%投票权和否决权）财长盖特纳周三表示，IMF需要一个新领导者， 并为周一起代行总裁之职的原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做了小小的广告和市场推广。

按照稍早的声明，利普斯基将于今年8月卸任，为过渡平稳计，其将转为顾问迟至11月才离开IMF。在考虑推荐新的第一总裁人选利普顿（David Lipton，白宫顾问）的同时，美国显然希望在新总裁到任前的权力真空期内，让利普斯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就在上周，《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利普斯基。自去年以来，我们和他有多次接触。和斯特劳斯-卡恩语速快、风格强势、思维活跃、政客技巧娴熟颇有不同，利普斯基温文尔雅，说话显得深思熟虑，更多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风格。尽管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在未来关键的几个月中，利普斯基对于欧洲（尤其是希腊） 的看法、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态度、对于全球治理的眼光，依旧值得高度关注。

[ 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中不包括债务重组这个选项。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一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希腊政府仍旧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即使政府不再偿还任何债务，他们仍将面临巨大的调整 ]

欧债危机和IMF

第一财经日报：欧洲债务危机目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有一点非常明显，IMF和欧盟对希腊的联合救助计划并不成功，最晚在2012年第一季度不得不重返市场融资前，必须做些什么，否则希腊将难以为继。有一种观点认为，希腊的债务重组不可避免，无论是延长期限（Reprofiling）的软性重组，还是更加厉害的债务削减，对此你怎么看？

利普斯基：IMF和欧洲的决策者们已经达成一致，支持希腊延续到2012年底的经济调整计划，我们并不认为债务重组能够解决问题。当这一援助计划被通过时，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希腊处于非常困难的经济环境中，这是解决方案的起点。当然问题在于解决困境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中不包括债务重组这个选项。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一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希腊政府仍旧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即使政府不再偿还任何债务，他们仍将面临巨大的调整。总而言之，有很多理由支持我们选择了当时的方案。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要预测每个季度情况会如何演变非常困难，我们需要非常务实和灵活。我们现在正在和希腊政府商议，计划的调整将不可避免，但到目前还不会考虑重新展开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对于希腊来说这绝不是最好的选择。

日报：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有人认为西班牙是个定时炸弹，情况正在不断恶化。你如何评估该国的情况？

利普斯基：让我们回到半年前。半年前传统的意见认为葡萄牙需要IMF和欧洲合作提供援助计划，西班牙必然会陷入麻烦。半年后，葡萄牙得到了欧洲和IMF的援助计划，西班牙一切情况还算正常。

日报：也许并不可信的数据掩盖了真正存在的问题。

利普斯基：这说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西班牙政府进行了彻底的银行系统压力测试和其他一系列的测试，他们的大银行情况不错，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储蓄和贷款机构，问题并非可以忽略不计，但仍然可控。西班牙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他们也实施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措施，进行了预算调整，降低公共部门工资等，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日报：我们来看看IMF的下一步。下一任总裁是否会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

利普斯基：这个我没做预期，还是等着看。当然我们注意到目前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任命了新主席——新加坡的财政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他来自亚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他已经扮演了国际金融机构领导者的角色。

日报：IMF正在改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改变了对于资本管制的态度。在今年的春季年会上，IMF也提出了多边监督（以往是双边监督）。你认为IMF在未来五年会有什么变化？

利普斯基：未来IMF还会像现在这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际机构，成员国轮流执掌，反映经济权重。基金在成员国的制度设计上当然还会不断完善，我们希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人均收入逐渐趋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IMF投票席位的机制将更加民主。

我认为这些观念还没有被广泛认知，这是IMF非常独特的一方面，就机构本身设置而言，就要求其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民主。我们已经在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到全球经济内在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此刻，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将更有效率地共同努力让经济可持续增长，增加稳定性，提升全球金融体系的效率。这对于IMF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不仅仅是未来的5年，在更长的时间内，全球的内在紧密联系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发展合作。

SWF和全球不平衡

日报：我们来谈谈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SWF）。现在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仍在不断扩张，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目前全球经济的巨大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还在持续扩大。大家似乎无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进展，却需要更多的储备来保护本国。你认为上述趋势是否将会改变，针对降低外汇储备，IMF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政策目标？

利普斯基：首先是全球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努力试图降低全球不平衡程度，这是G20架构下为建立强健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主要目标，并通过多边相互评估（MAP：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的方式和过程来实施。G20的部长们近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已经就共同评估程序的综合方案达成一致，这一指导方案将评估程序推入下一阶段，将更细致地评估一组关键国家的政策可持续性。评估将在11月份的G20峰会上由各国的领导人来最终敲定。

日报：有7个国家被选中了，IMF被G20授权将这一指导方案具体化。IMF具体会做些什么？

利普斯基：这个具体化过程实质上还是由G20来决定，尽管IMF被委派来对这些政策实施独立的评估，但仍旧是G20通过这个架构小组来测试重要国家政策的一致性和恰当性。这基于一个基本观念：通过协调合作的途径来设定预算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产生对每一方都有利且可持续的结果。各方在政策合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前所未有，政策合作的目标就是降低不平衡。

而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仅和不平衡相关，这和储备有所不同。关于多少储备才是合适的，有很多的研究。IMF研究人员近期研究出一种衡量储备充足性的方法，IMF成员对此进行了探讨。这只是初步的探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不过从中也不难看出亚洲国家的储备从技术上衡量是充足的，相对于传统的储备目的而言，部分国家的储备确实是过多了。一般较典型的储备用于短期结算，是在危机状况下的缓冲。对于储备远大于这一所需的国家，不管储备积累来自什么原因，在大部分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将外汇储备交于主权财富基金，如中国的CIC，基于社会保障和对冲出口价格波动等目的进行长期投资，这与储备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管理得当有效，这些投资将有利于增加金融市场的稳定。

日报：中国在“主权基金最佳实践框架”中的角色，是否与其在全球市场中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相适应？

利普斯基：让我们回看2008年，当时有很多质疑，认为这些主权基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即使有一个协调组织，也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汇聚到一起，而且达成了一个一致原则——圣地亚哥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主权基金，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圣地亚哥原则”提供了一套营运和管理的指导方针和有用的建议。这些主权基金还建立了国际主权基金论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这一论坛，CIC是这其中非常有建设性的参与者。

人民币加入SDR是可以预见的事

[ 储备货币的选择是由市场决定的，并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演变。事实是，SDR是一篮子货币的集合，只要其一篮子货币的属性未改，那么SDR的使用就有局限性。如果SDR成为一种货币，那就要另当别论，但目前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 ]

自去年以来，造访中国最多的IMF高层官员不是眼下正被囚禁纽约的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不是分管中国的副总裁筱原尚之(Naoyuki Shinohara)，也不是总裁特别顾问中国人朱民，而是从本周起代行总裁之职的美国人、原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

上周六，当斯特劳斯-卡恩被纽约警方从肯尼迪机场法航一架即将飞往巴黎航班的头等舱带走的时候，利普斯基正在从中国返回华盛顿的路上。

中国超越美国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IMF预计，到2016年中国以PPP（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你认为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力量对此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利普斯基：我们并不能保证正好是2016年，可能更早，也可能晚些。但我们的观点很清晰，中国的发展非常快，GDP意义上迟早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世人是否准备好了？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意味着什么，这也支持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协调合作，比如通过G20。中国对这一全球合作路径非常支持。我们看到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取得了更好的成果。现在G20正积极寻求在后危机时代通过上述机制继续合作。

日报：那么中国对于这种全球合作是否做好了准备？

利普斯基：是，这也是必需的。中国的高层领导通过G20和IMF对于国际政策合作表达了有力支持。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整体而言在经济结构改革目标上与世界经济重新平衡的目标非常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MF被会员国要求提供溢出报告（Spillover Report）， 以评估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和英国5个国家/地区对邻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影响。这份报告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将会在即将到来的年度会议中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和沟通。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也非常合作。

日报：能否进一步谈谈另外两个报告：有关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Ⅳ）和金融部门评估（FSAP）报告？这些报告将于何时公布？

利普斯基：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决定，不过通常来说，五份“溢出报告”会在第四条款磋商时一并进行讨论，然后由IMF的执行董事会决定最终版本。FSAP，即“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是一个全面评估成员国金融系统的项目。也许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决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各成员国有义务完成这项评估，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中国的FSAP报告也已经接近尾声。去年是中国和美国第一次接受FSAP评估。但是否公布这些报告将由成员国各自决定。

日报：在过去四年中，IMF一直预测未来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扩大，但很不幸，事实上过去四年这一比例不断下降。经济危机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不足以解释IMF预测的全部失误。例如2009年4月，IMF预测这一比例在2010年将为9.3%，而多数投行经济学家预测为6%，中国的真实数据是5.2%。在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预测2013年该指标会上升至6.8%，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认为未来应在3%~4%之间。你是否认为IMF的这个预测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和信服的把柄来批评乃至对中国发难？

利普斯基：我们总是可以过几年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预测的准确性。但我们的预测理论方法是公开透明的。

日报：预测过程中是否假定真实汇率稳定？

利普斯基：我们的基本方法是，在目前的政策下预测未来的趋势。

日报：显然，这个预测方向有所失误，在这方面IMF在未来是否会有所改变？

利普斯基：我们一直在调整。预测当然有可能会错。但我想说的是，我们预测的逻辑是公开透明的，从广义上说，中国目前实施的政策，包括紧缩货币、放缓信贷、结构改革、改善社保系统、逐步放开汇率，都在向着正确的方向行进，有利于维持强劲的增长和降低不平衡。

人民币和SDR

日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是否会在未来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利普斯基：储备货币的选择是由市场决定的，并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演变。事实是，SDR是一篮子货币的集合，只要其一篮子货币的属性未改，那么SDR的使用就有局限性。如果SDR成为一种货币，那就要另当别论，但目前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现在讨论的是如何扩大SDR的用途，以及改革SDR的组成结构。

日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指出，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纳入SDR的前提条件。易纲近日系统性地描绘了对SDR改革的三步走倡议，并提出了“影子SDR”的设想，即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先进入SDR的计价体系，最终再进入货币篮子。你认为“影子SDR”的设想是否可行？

利普斯基：当然可行。确切地说，一种货币加入SDR篮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可兑换性”，而是“可自由使用（freely usable）”。一国货币首先必须“可自由使用”，并且要在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易中达到可观的使用规模，这才是加入SDR一篮子货币的两大标准。由此来看，人民币加入SDR是可以预见的事。

日报：这还需要多久？

利普斯基：对于人民币是否符合上述标准，需要IMF执董会全体成员达成一致意见，也需要通过相应程序来做出决定。目前而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仍然有限。但中国政府已在努力推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人民币的自由使用会得到IMF执董会全体成员的认可。

日报：你认为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否也是前提条件？

利普斯基：这也需要成员国和执董会来决定。

全球央行猜想

日报：你认为IMF是否最终会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

利普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也是个理论问题，这事实上也是IMF在建立之初就曾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当时，凯恩斯支持IMF作为中央银行来运行，美国的规则制定者则希望IMF的权力有更多的限制。时间将会告诉我们答案。我当然很乐观，不过IMF成为全球央行确实还有些遥不可及，还是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我们短期内的目标，努力创造更有效的多边合作体系，这个我认为更加可行，而且是可实现的。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些目标，再去进一步想中央银行所需要的资质会比较可行。但短期内也的确有一些方面值得思考，IMF不是作为央行发行货币，但具有央行的一部分特征，我们在危机中看到改善全球金融系统安全性的需求，这是G20目前在全球货币系统中努力的目标之一，这就是能否提升金融系统的安全性，这自然要涉及到IMF的作用。

日报：亚洲国家正在试图建立由中国和日本领导的基于清迈多边协议的亚洲货币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未来也会扮演类似角色。你认为所有这些区域性机构是否会削弱未来IMF的作用？

利普斯基：正相反，我们欢迎与地区性的金融机制合作。事实上几年前IMF在欧元区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模糊不清。这在之后随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建立得到了廓清，今后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和IMF的项目和融资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这和清迈协议是一样的。IMF期望加深与清迈协议之间的合作。我们不认为他们是竞争者，而是合作者。

日报：如果发生危机，谁将起领导作用？

利普斯基：说到危机，说明有不曾预料的事情发生，所以很难预计。但我们希望通过和G20的合作，全球经济能够更稳定。我们已经在探讨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业，使其更稳定。我们希望我们正在做的能够降低危机带来的风险，使政策更加前后一致、可持续，增强金融系统的抗冲击能力。于是未来不再需要这样的应急系统。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本报实习记者 赵轩 对本文亦有贡献）